近代史上， 康有为是“公车上书”和“戊戊变法”的领袖，与其学生梁启超一起合称“康梁”。他出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3月19日)，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故又称为“南海先生”。他的一生，除了政治经历曲折坎坷以外，在学术上也是颇有建树的，其中又以书法艺术和理论独树一帜，从而对中国近代书坛的影响非常之大。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康有为幼读诗书，并随其祖父习字，初窥堂奥，功力渐进，修练成扎实的童子功。他三十一岁那年赴京应试，因为塘沽口封冻无法乘船南归，于是只好暂留北京，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的“汉魏六朝唐宋碑版”，大大地开括了眼界，以至于“多游厂肆，日购碑版”。康有为经过大量地临摹和与名家交流，对书法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他从此放弃“帖学”，成为一个“碑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所谓“碑学”，就是研究、学习碑刻的书法艺术。这里所说的碑包括石碑、摩崖刻石、石经、墓碑、墓志、造像碑，以及宋以后的刻帖等。书法史上以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成就最高，这一时期碑的形制更加规范，碑文书体也完成了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尤其是北朝，从而后世即有“北碑”、“魏碑”之称谓也。中国书法这一传统艺术能够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古代碑刻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的。

　　康有为为了探索、研究“碑学”书法艺术，遍临历代名碑，如《石门铭》、《经石峪》、《六十人造像》、《云峰石刻》等。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心得，写下了著名的《广艺舟双楫》二十七篇，这部论述书法理论、提倡“尊碑论”的专著在当时社会上影响非常大，甚至还波及到日本。

　　在明清封建的科举制度下，文人为了求取功名，以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和书写那些端正死板、一丝不苟、缺乏生气的“馆阁体”，缺乏变化和创新，导致书法的日趋僵死，失去了应有的艺术价值。后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有不少文人都在提倡“碑学”，康有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但敢于从理论上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从实践中创写出了独特风格的“康体”，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康有为的书法体阔势宽，平正端庄，中宫收紧，下部疏散，结体疏密得宜，字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有人从三个字概括“康体”的主要特点：“重”、“拙”、“大”。所谓“重”，指的是浑厚、凝炼，有金石之感;所谓“拙”，指的是古朴、率真、有生涩之感;所谓“大”，指的是险峻、舒朗，有高远之感。

　　康有为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在他书作中运用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的效果，都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正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而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从创作形式上来说，康有为以对联最为精彩，可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有人认为所谓的“康体”表面上虚张声势，火燥之气，随处可见，线条缺乏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如潘伯鹰先生讥讽康有为的字“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

　　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正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之他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矣;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也。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又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的书法世称“康体”，此八条屏书法得力于《石门铭》与《经石峪》，融篆隶于行楷，墨色苍润相间，具古朴雅致之气。书体在枯润、疏密、显晦、清浊的变动与游移中，又饱含着紧张、膨胀与挣扎。

　　笔者近日有幸从朋友处见到康有为几条书法作品，当是“康体”佳作，敬请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