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碑札 清 金农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清朝中期文化图谱里，金农是名声响亮的“扬州八怪”中的一员。许多人认为，他是“扬州八怪”里最具文人气的一个。金农一生布衣，擅长诗文书画，好收藏，有金石癖，并精于鉴赏。晚年客居扬州，以卖书画为生，可以说是扬州书画家中的代表人物。

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耶居士、心出家庵粥饭僧、金二十六郎等。因生活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又号“三朝老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史稿》有传。

金农的绘画取法自然，表现自己的性灵和感受，写意而生动。所绘花卉小品，特别是梅花，枝多花繁，生机勃发，古雅而趣味横生。他涉猎绘画时已年过半百，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挑战了人生三十不学艺的旧说，以丰厚的学养，涉笔即古，其绘画造诣之高，创造了奇迹。

金农的书法是“扬州八怪”中最有造诣的。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赵孟頫、董其昌秀美书风风靡书坛、科场、官场之时，而他却不随波逐流，在时风之外取法汉魏碑版。现代学者马宗霍曾夸赞金农，在帖学盛行的时代，能独辟蹊径，可谓豪杰之士。金农的书法古拙而有奇趣，他自创“漆书”，隶书、楷隶以及行草都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天资聪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金农，曾向大学者、书法家何焯学习，也曾被举荐博学鸿词科，却不幸落选。这对昔时的文人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中年以后，金农开始游历四方，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落脚于江左名城扬州。当时扬州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繁荣，人文环境优越。此后，金农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天性散淡的金农，虽然有时“岁得千金”，却常随手散去，自己不得不时常依靠贩卖古董、抄写佛经、刻砚来维持生计，以至老来寄居寺庙，甚至死后无钱入殓。金农虽然时常困苦相扰，也曾有怀才不遇之憾，但却始终不失文人的浪漫情怀。可以说，他无拘无束地度过了一生。

之所以位列“扬州八怪”，除了金农的性情、行为方式的不同寻常之外，主要还是他在艺术追求上的不凡。金农的书法取法汉魏碑版、佛家写经、汉飞白书，以及《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等，以自创的“漆书”，也被称之为“寿门书”，最具特色，个性张扬，完全另立于书法的道统之外；他的行草兼以碑版的笔意，奇趣盎然，独树一帜。金农的书法颠覆了书法传统典雅的美学追求，并赋予了新的审美内涵。

金农的“漆书”来源于汉“八分书”，用笔方扁如刷，墨色浓黑如漆，笔画横粗竖细，结体方整。他在隶书中杂入“漆书”笔意，墨色浓重，古拙生姿。他的行草融入汉魏碑版与“漆书”的笔意，用笔率真，结体紧密，体势欹斜，有苍逸拙朴之趣。

金农的书法中最为精彩和动人的，也最被称道和推崇的，不是他的漆书，而是其行草。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流传下来的遗墨看，其行草多为手稿，大多是一些日常的诗稿及书信，而在其他形式的书法作品中很难见到以行草面目示人的。或许正是这种自由的不经意的创作状态，赋予了金农行草天真烂漫，自然天成的韵味。由此，也再一次证明了苏东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论断，体现了金农所说的“书法以心为师。”

在书法史上，有“集众家之长”一说。金农的行草虽然不能说取众家之长，但称其融会汉魏碑版与帖学还是不为过的。有人评价他是中国书法史上在行草中成功运用碑帖结合方法的第一人，还是颇为中肯的。的确，金农的行草除了其美学意义之外，也给后人学习书法开创了新的范式。

金农的行草中有隶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以及佛家写经的笔触；似隶似楷的点画，又兼有魏碑笔法，既苍古奇逸，又灵动洒脱。特别是他那些信手写就的信札，朴茂生姿，更有一种率意天成的意味。清代诗人、书法家江湜在《跋冬心随笔》中称赞：“冬心先生书，淳（醇）古方整，从汉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如老梅著花，姿媚横出。

《华山碑札》是金农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是其行草类诗稿信札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金农晚年的作品，用笔率意而挥洒自如，墨色的浓淡枯湿变化自然。行书中间杂着楷书，以及连绵的草书，还有隶书、篆书的笔意，亦行亦草，似楷似隶，极尽变化，却又浑然一体，全篇充满灵动之气，自然生动。偶然的隶书笔意，既增添了醇厚古朴，又顿生活泼俏皮之气。章法的错落有致，字势的左高右低，笔画的左让右揖，变化丰富，内敛而拙朴的意蕴。

《华山碑札》看似乱头粗服，信手涂来，其实它的美全在凝眸细品之间。可以说，《华山碑札》是金农长期以来书法研习的积淀，也是其书法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其拙朴异趣在今天似乎更能引起崇尚写意和表现精神的当下人的审美共鸣，追逐者众多。遗憾的是，许多人看到或学到的只是皮毛，而不是他的雍容的文人气。（王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