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与徐悲鸿、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画改革三大家。在改造中国传统人物画方面，蒋兆和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在画中表现下层人物的艰苦，形成“满纸穷相”。

提起蒋兆和，我们最常见到的是这样一段评价：他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的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32年淞沪抗战时期，在上海发行的蒋兆和作《蔡廷锴画像》宣传品

作为一名水墨人物画的宗师级人物，蒋兆和的处女作并不是中国画而是油画。1904年，蒋兆和出生于四川泸州一败落的书香世家，幼年随父亲学习诗文、书法，16岁时为了生存不得以只身前往上海谋生。因为自幼对美术感兴趣，蒋兆和就自学了素描、油画，然后到百货公司做橱窗、广告牌、商标、时装等设计，间或创作一些油画作品。

1929年，蒋兆和以油画作品《江边》参加了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美展”，这件作品画的是上海一个穷困黄包车夫的生活状态。1932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蒋兆和参加了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为了宣传抗日，蒋兆和用油画手法为上海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蔡廷锴、蒋光鼐做了画像，随后这两张作品被印成画片，被上海军民举着在大街上游行抗日。

1936年，南京中央大学部分老师合影

除了油画，蒋兆和还自学了雕塑，1933年至1935年间，蒋兆和分别为黄震之、齐白石等人创作了雕像。1935年因为战争的原因，蒋兆和没办法在上海美专教书了，这时正好他的一个老乡想让他接替他在北平的画室，于是，1935年，蒋兆和转入北平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十年生涯。

蒋兆和初入北平的身份是位油画家和雕刻师，但他初次进入人们视野是通过水墨画《卖小吃的老人》，这件作品描绘的是一位重庆街头卖小吃的老人，技法上虽然是以水墨画的形式表现，但素描的痕迹非常重。随后，蒋兆和又创作了《与阿Q像》《街头叫苦》《卖二胡》《卖紫桐》等作品，创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水墨人物画。

1938年的蒋兆和

1937年春蒋兆和返回北平，任京华美术学院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并举办个展。1947年受聘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兆和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2、3届理事，第4届顾问，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第3、4、5、6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艺术家王明明、纪清远、卢沉、马振声、马泉、姚有多、范曾等人都曾师从蒋兆和。

1929年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与徐悲鸿、吴作人、田汉等

结识徐悲鸿前后始末

有人说：徐悲鸿是开拓者，蒋兆和是发展者。了解中国人物画的人都知道中国画现代进程的“徐蒋体系”，其特点是：以传统人物画作品为底版，加上写实油画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来表现现实题材。蒋兆和曾回忆说：“由于徐悲鸿的指点，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蒋兆和的儿子更直言：“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

1946年，刘凌沧编辑的报纸介绍蒋兆和

1927年，还在上海的蒋兆和认识了刚从巴黎留学回国的徐悲鸿，并将自己的素描、油画拿来让其点评。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赏识，不仅让他住到自己画室，还让蒋碧薇做他的法文老师，推荐其出国留学。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蒋兆和没能出国，但徐悲鸿关于中国画的改良理论对蒋兆和影响极大，徐悲鸿认为我们可以将西方素描写实观念和手法融入传统中国画，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画的目的。

大洪水纸本水墨设色，300×270厘米，1947年联合国粮农总部藏

“应该在我们国家多培养画写实的人才，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你的画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走的是写实主义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必定有大成就。”虽然当时蒋兆和的主要创作形式是油画，但是徐悲鸿的这番话对蒋兆和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随后，蒋兆和逐渐去掉了画广告画的艳俗之气,开始直面现实生活,并坚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

白居易诗意123×68cm 1980年

《流民图》获好评也曾惹争议

《流民图》是蒋兆和先生最重要的的代表作，从1941年开始构思，至1943年完成，该作品高2米、长约26米，表现逃难群众悲惨的生活。在画面中，蒋兆和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与真人等大。构图多为半身特写，重个性刻画，使形象有呼之欲出之感。笔墨侧重悲怆氛围，烘染愤慨情绪的宣泄，缩短了艺术形象与观众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为民写真”的现实主义杰作。

流民图纸本水墨设色，200×1400cm，1943年中国美术馆藏

陈丹青认为，谈论《流民图》，是一份困难。这困难，并不因其语义复杂，而在极度单纯的说服力。就绘画的绝对价值而言——“绝对”一词，似嫌言重——《流民图》的说服力很难在本土作品中寻获等量齐观的例，惟在欧洲经典中，可资观照——这幅画所投射的绝望、悲剧性、死亡感，如圣经的片断，直追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壁画；逾百位画面人物的组合纠结而能各在其位、各呈其态，便在欧陆亦属一流；画中每一人物的面相、种姓、神态、气质，高度准确——不是“准确”，而是“如其所是”——堪与委拉斯凯支的《侏儒》系列、伦勃朗的自画像相媲美；而《流民图》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与列宾、苏利科夫、珂罗惠支，同属一支；整幅长卷从容而深沉的叙述性，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论及一位艺术家在沦陷期间所能做出的强悍回应，《流民图》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而《流民图》成稿期间的政治语境，远较《格尔尼卡》危险而艰难。

1942学生许多为蒋兆和的流民图做模特儿

1957年，《流民图》赴苏联展出，获高度评价，苏联美术科学院主席A.格拉西莫夫认为放在世界博物馆也是头等历史名作，蒋兆和被誉为中国的伦勃朗，苏联美术史家A.切戈达也夫评此为“真正崇高的艺术创作……它的热烈而积极的人道精神的感化作用是无比强烈和高贵的”。

1979年蒋兆和画室

1959年，《流民图》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文化大革命”期间，蒋兆和被诬为“大汉奸”、“反共画家”，《流民图》被批判为配合“反共宣传”需要，“在殷同的直接授意下”“炮制出来的反共卖国的大毒草”。

毛主席在麦田57×72cm 1954年

直到1979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做出结论并报中共文化部党组批准，肯定“《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创作这幅作品，曾得到大汉奸殷同的资助，但创作构思及主题与殷同无关。展出《流民图》之前，在北平《实报》上发表了《我的画展略述》，据蒋称，是为了展出《流民图》不得不答应的条件，文章经当局修改，未经本人看过。工宣队把蒋兆和的《流民图》定为汉奸作品是错误的，应予以推倒。”自此，《流民图》被广泛认可，评价益高。沈鹏认为，它“是一个诚实的画家的血泪结晶”，“作为不朽历史的见证和血泪的诗史，将发挥长久的、不可磨灭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王琦认为，《流民图》“是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不朽之作”。

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蒋兆和1940年）

1958年，蒋兆和画壁报

学习毛主席著作(春光明媚) 109×79cm 1961年

给爷爷读报97×80cm 1952年

学写字46×63cm 1978年

七条鱼40×68cm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