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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因为它是渗透、贯穿和连接综合国力各要素的关键。离开了文化的支撑,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就难以发挥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GDP占世界的1/3以上,常备军数量居世界首位,但在封闭保守、颟顸无知的文化束缚下,还是一败涂地。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文化领域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催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清朝的失败,从根本上宣告曾经领先世界的中国封建文化落后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综合国力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
也正因为文化的关键性作用,“软实力”的概念一经约瑟夫·奈提出,就立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硬实力”的威慑性和强制性相比,“软实力”最重要的特征是非强制性,即通过吸引、感召、同化等获得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软实力”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要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根本着眼点在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蕴含在文化所传递的价值观之中。传播文化的目的是让人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认同,而认同不仅仅是表面的吸引或喜爱,更是对于蕴含其中的价值观的接受。因此,价值观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决定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谁的价值观能引起人的共鸣和认同,谁就能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而言,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凝聚人们的力量,鼓舞人们的斗志,就需要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历史任务的回答。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信服和掌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奋斗理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文化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争取人心和凝聚人心的能力。
文化产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只有通过具体的文化产品才能实现。因此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质量,扩大其传播覆盖面。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要比经济领域的差距大得多,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无所不在的传播网络造就了美国的“媒体霸权”,对于塑造美国国家形象,传播美式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推进美国产品的销售,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文化产业弱小,在国际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许多攸关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变成了“失语者”。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落到实处,空洞的口号和低劣的宣传品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只有有效地把“文化资源”、“文化底蕴”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并通过一定的手段有效传播出去,才能称得上“文化软实力”。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我国文化产业逆势增长,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说明,我们的潜力正在发挥,正在“变现”,在文化产业这个新世纪的“高边疆”,中国大有可为。2010年,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文化软实力“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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