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吴山专:国际红色幽默》大型个展在广东美术馆盛大揭幕,展览将从6月21日至7月27日持续近40天。这是吴自1990年移居冰岛后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个展,他的粉丝纷纷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赶至展览现场。跨两层展厅的大手笔空间,展出了吴山专近20年来的大量大型装置及手稿,整个展厅红色弥漫,展出的作品都非常珍贵,其中大部分从美国、欧洲、香港等美术馆和收藏机构借展过来,尤其是香港的亚洲艺术文献中心从收藏的600多件吴的手稿中借出了《吴的物》手稿37幅。另外,中国唯一系统研究吴山专的藏家管艺也提供了藏品。展品中还有一部分是艺术家近一年多来的新作。
这个展览呈现出20年的时间跨度,贯穿了吴山专最重要的思想和创作生涯,汇聚他身处国内和海外两个体制、两种情景“之间”的生活经验。高士明、张颂仁、郭晓彦将展览定位为“阅读”,这是三个策展人对一位艺术家的阅读。高士明说:“吴山专,是中国极其少数需要并有必要被精读的艺术家。他超出寻常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使用观看、凝视和体验,而去阅读。”
“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成为吴山专”
展厅入口处贴着一张巨大的红色展览海报:吴山专颇为年轻的、剪影般的照片占领了海报的整个右边位置,他留着类似毛爷爷年轻时代的发型,面向着“人民”敬着“军礼”。无数观众都围绕在这张海报前纷纷拍照留影,似乎不拍就错过了与“伟人”合影的机会。而偏偏“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成为吴山专”这句标志性的作品处于展厅的显要位置。
二层展厅正中就是他1986年创作的“红色幽默”系列中的《今天下午停水》,又名《大字报》。随意涂抹着“老王,我回家了”、“最后的晚餐”、“今天下午停水,居委会”等通知或便条式语句的作品贴满了三面墙,地上还有4个大大的红底白字“无说八道”(他的伪字、别字游戏)。不过这些只是由照片冲印而成的展览版,原作已被海外美术馆收藏。作品的发端源于他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回到舟山那年,在舟山群艺馆呆着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的二叔王发根,一位退伍军人,在当地的居委会里面做一个小干部,经常做的事情就是贴通告“今天下午停水”。
而《今天下午停水》发展为一套“吴的想法”(Wu’s thoughts):“今天下午停水”这一表达是独裁式的,因为它仅仅通告你停水,甚至不做解释,你必须无条件接受,“通知你就必须接受,甚至想不起来给原因”,这就是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的状态。那么现在呢?任何小区停水都是要给出理由的:或因水管爆裂或因道路整修。早在1986年吴山专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的这个社会体制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吴山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主表达的“例如物”——《今天下午加水管》。在此,吴山专用他的加法使系统成为复数,这个动作虽然微小,在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同他设计的那个《完美的括号》,敞开又封闭,既标示出虚无,又意味着无限。
吴山专的语言与“吴的物”
在《今天下午停水》中无疑表现出作者对“语言”的敏感。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馆长曾这样评价,吴山专的英文是最“烂”的,但是他对于英文的贡献却是做最大的。他的观念作品: “先于:吴看到一只鸟先于他被告知鸟是多么的和平。所以鸟先于和平。”(1995)中,他无视现存的艺术规范,也不遵从固有的语言秩序,而是顽强地、狂妄地传递出他那“无知的力量”,从他作品中那些不合乎语法规范、成分残缺不全的句子中看到了某种缝隙,而这些缝隙也许向我们敞开了通往另一意义空间的通道:物的权力在哪里,“和平”被强加于“鸟”这个物之上。
吴与妻子英格以《人权宣言》为蓝本修改的《物权宣言》中,用中英文镌刻在用腊塑成的不同形状的几何立体物上,静静地躺在展厅的地面上,接受参观者的审视。看似平静的作品,语言和文字的力量却在这件作品背后汹涌澎湃。
出国后的吴山专在一系列作品中都表现了对“物”的兴趣,他几乎将艺术和生活等主题都还原为某种具体可知的物化现象和物理单位。他在杜桑的“小便池”里解手,以便使这个被当代艺术史神话了的“用品”恢复其基本的物质功能。吴山专认为物只是一些“例如物”, “没有权力拒绝接收和存放”。
艺术家需要精读
对于离开中国系统已经十多年的吴山专,有多少人又能读懂他呢?正如吴山专自己所说:“我的艺术是为艺术家服务的。”如同E.M.福斯特80岁大寿回答BBC记者的:“我写小说是为了赢得我所尊重的人的尊重。”两者的思想都是相当精英主义的说法。但从这句话里面体现出来的愿望是真实的。不仅仅艺术家、作家这样想,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之所以能契而不舍地去干某件事,比如莎士比亚,他写的十四行诗绝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为王公贵族;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则是为教皇,然后所有最辉煌时期的艺术成就都是通过那种具体的关系、内核关系呈现出来的。所以,公众如何才是真正被正视的群体呢?或许上世纪末,甚至是本世纪初的时候,公众才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群体。恰如吴山专的作品《大护照》,上面写着“How to make people?”,这里翻译过来不是”如何制造人?”而是“如何制造人民?”而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已经在思考了。他是最早对身份进行思考的艺术家,他说,他是罪犯、中间人、观光者和劳动力。他的身上汇集了草根智慧、思想实践与当代艺术的荒诞精神,是街角政治与存在哲学合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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