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代尔夫特瓷

　　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器。元明来，则多青花。

　　——蓝浦《景德镇陶录》

　　青花瓷，肇始于唐宋，至元朝臻于成熟，并开始作为最具特色的中国瓷器之一，远销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诸国，也引领了以青、白二色为主色调的审美风尚，风靡亚欧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只大量进口中国的青花瓷器，也积极仿烧，并逐步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地域特色，从而形成了一个横跨亚欧的“青花文化圈”。

　　李朝青花

　　15世纪前后，李氏朝鲜开始以高丽传统陶瓷样式及元朝元素为基础，吸收明代青花瓷的特色，创烧了李朝青花。起初，朝鲜青花是对中国青花从器形到纹饰的全面仿制，尤其是以龙纹、缠枝莲花纹为主的主纹样和以波涛纹、莲瓣纹、联珠纹为主的从属纹样，几乎是中国青花的翻版。但由于朝鲜本土的胎土、釉料与中国不同，制瓷技术也存在差异，朝鲜青花逐步发展出与朝鲜文人审美和朝鲜胎土、工艺技术相适应的朝鲜风格。

　　15世纪，李朝青花瓷以壶、瓶、折沿口盘、两耳盏、花形盏为主，瓷壶有方型、六角、八角、十二角等造型，纹饰仿照宣德年间的唐草纹、牡丹唐草纹、缠枝番莲纹、鱼藻纹等，追求奢侈巧丽之风。18世纪以后，器形趋于浑厚，崇尚实用之风，出现了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寿福康宁”“立春大吉、建阳多庆”“风调雨顺、时和年丰”“去千灾、来百福”等吉祥寓意图案，及山水、竹、松、梅、桃、秋草、石榴、鸟禽、蝴蝶、走兽、鲤龟等纹饰，特别是龙、虎、鹰、喜鹊、青蛙、月亮等，常出现在瓷器上。李朝青花上的写意山水，亦深受中国文人画的影响，景致饱满，用笔简洁，有宋元诸家写意山水之遗风。日本的伊万里烧也深受李朝青花的影响。

　　越南青花

　　14到15世纪，在越南全国性地崇儒之风下，越南以元明青花，尤其是云南青花为典范，结合本土的原料、燃料和地形条件，探索出一套本土化的工艺流程，并形成了民族风格。越南青花多灰胎，胎质粗糙，缺少标准瓷胎那种半透明的特性，产品以盘、瓶、罐等日用品为主，早期越南青花以缠枝花卉、卷草纹等为主要装饰题材，类似元朝的民窑，而后流行莲瓣纹、开窗纹等纹样。既有造型简约，线条粗犷的民间用瓷，也有构图丰富，纹饰繁密的外销瓷。

　　越南青花从创烧时代起，已成为中国青花的竞争对手，远销日本、东南亚、西亚等地，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至今仍珍藏着越南青花瓷。明朝海禁之后，中国出海的船舶日趋减少，瓷器出口也一落千丈，越南青花却在此时填补了海外青花瓷市场，并发展到巅峰。

　　土耳其陶器

　　14世纪前后，中国的青花瓷已经远销伊斯兰世界，并为上流社会所珍视。伊朗阿达比尔陵寺、土耳其托布卡比宫都收藏有传世的元青花，分别是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大帝（1588—1629年）和土耳其苏丹赛利姆一世（1467—1520年）的藏品。15世纪帖木儿王朝时代的细密画中，也经常见到正在使用的青花瓷器，与蓝色的民族服饰和帐顶装饰一起，构成了一幅具有蒙元风情的宴会图景。

　　14世纪起，叙利亚、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国都曾仿制过青花，但以土耳其的青花陶最为著名。其对中国青花的仿制，除莲子碗、折沿大盘、敞口曲腹盘、笔盒等器形外，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装饰体系的借鉴、吸收与再创新。根据考古学家马文宽的总结，土耳其陶器上模仿的中国纹饰主要有13种，包括葡萄纹、束莲纹、刻花缠枝莲纹、印花菊瓣纹、缠枝花叶纹、青花狮纹、帖花螭纹、小螺旋纹地与莲花纹、变形牡丹花、莲瓣及灵芝纹、盆花或盆景、海浪波涛纹及“由大莲瓣纹引申出的抽象纹饰”等。不仅是对中国装饰元素的全面吸收，也是对中国装饰体系的系统学习，打破了中东地区以几何纹饰为主导的装饰体系，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的中国印象。

　　代尔夫特瓷

　　荷兰拥有悠久的制陶传统，17世纪已十分兴盛，代尔夫特是最重要的制陶中心之一。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东来，大量青花瓷器运销欧洲，并在葡萄牙与荷兰之间，展开了一场贸易争夺战。丰厚的利润，也刺激了代尔夫特地区的制陶业的发展。当地工匠以锡白釉陶技术，取法于景德镇青花瓷的装饰风格，生产各种仿青花器物和瓷砖，创造了代尔夫特白釉蓝彩陶器。

　　最初的代尔夫特白釉蓝彩陶器，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一方面从中国与中东装饰体系中吸收了蔓藤翻卷的艺术形式，从古罗马的艺术中访求粗犷有力的结构，借鉴古代建筑的对称性，使纹样借助明暗法而产生立体效果，独具特色。另一方面，以其色彩的纯净与简洁，而引人注目。瓜尔塔·贝雅敏在《贝尔林的童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了其对青花瓷器的感受：“典雅清丽的青花瓷器冲击着我的眼睛，我的目光紧紧盯住纹样的分枝、细线、花纹，寻找着舒卷的纹样形成的秘密，并从纯青的色调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对包括荷兰人在内的欧洲人而言，精美的陶瓷器不仅是生活实用品，也是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更是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青花瓷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广泛地传播不仅使多地区、多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深受中国的感染，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成分，而各国家、地区的仿制，其本身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吸收与创新，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