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忖芝

景泰款瓷器 落款系瓷器背面截图

　　尽管以“热释光”为主的瓷器检测技术机构层出不穷，但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一个瓷器的真假，都离不开眼检。因为凡是古物，都滋生在民间这个土壤。富丽堂皇的拍卖场，那是少之又少的藏家光顾的地方。因此，在这个高科技时代，眼检始终能占有主导地位，与普通百姓的收藏环境有关。在眼检时，有的专家很认真，从形、釉、胎和微观痕迹等多方面去观察和评判；有的很潦草，只瞟一眼，就能看出个真假来。本人就遇到过一位来自北京的实力专家，当我刚拿出东西，还没递到他面前，他就说是假的。我问假在了什么地方？他说底子有做旧的嫌疑。我让他看微观，他认为没必要，说文物第一眼很重要。

　　由于瓷器的底子确实有一层脏兮兮的污垢，之后我就做了认真清洗，当它的胎全部呈现出来之后，我也迷糊了，它是赝品吗？出于对藏品的负责，我只有从气泡等微观痕迹入手，从各个角度来解析它

　　一、瓷器的整体造型

　　这个瓷器黑中带紫，侈口，垂腹，圆足，对称兽耳（猩猩头）。器身绘有铁锈色攀枝松鸟图。器底露胎，胎质灰白，看上去比较粗糙，且有芝麻点和铁屑现象。圈足上略有火石红斑。敲击起来，感觉含铁量较高。落款为“徐府——景泰二年六月七日造”

　　整体看，这个瓷器造型敦厚，釉色丰润，绘画洒脱苍劲，器形古朴典雅，显得端庄美观。

　　二、绘画具有明代风格

　　本器上的绘画是松鸟图。一条茎蔓相连的长形松枝以横跨的姿态从兽耳的右侧越过器身，延至对面兽耳的左侧，枝头零星挂有松果。松枝上空，即 两只兽耳的中间，一只飞鸟凌空而下，像要落到松枝上，构成了流畅美观的松枝飞鸟图。

　　在明代，花鸟绘画比较流行。尤其王紱、唐寅、仇英、徐渭等人在写意花鸟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运用了元人水墨写意的笔墨，融合变化，创作出了《竹鹤双清图》（故宫博物馆藏）、《秋鹰》（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古树寒鸦图》（上海博物馆藏）等绘画作品。这些人的作品或苍劲圆润，或意韵浑厚，形成了粗笔写意、淡逸潇洒的独特风格。

　　从这件瓷器的构图与技法上看，枝干苍劲，枝叶清秀，笔法洒脱舒朗，很接近明代早期画家王紱挥洒自如、纵横飘逸、清翠挺劲的绘画风格，又与景泰、成化年间花鸟写意画的先驱者林良绘画风格极其相似。尽管瓷器绘画与纸上绘画略有差别，但至少能看出一个画家的时代感与艺术功底。

　　三、空白时期的瓷器概况

　　因瓷器上明显地表明是“景泰二年”，那就只能往景泰年上切入。陶史上记载：在中国瓷器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空白期（也称黑暗时期）。这个空白期就发生在正统、景泰和天顺年间。

　　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介绍：“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

　　据说在鼎盛时期，仅景德镇瓷器，官窑达58座，民窑900余座，从业人员达10万人。

　　宣德十年，宣宗朱瞻基英年而崩，年仅8岁的英宗朱祁镇承袭大统，立国号“正统”（1436——1449年）。幼帝登基的宿命便是受制于人，大权旁落。尽管有张太后和“三杨”辅政，但朝中大权还是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土木之灾”朱祁镇为蒙古人所掳，“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了皇位，是为景泰朝（1450——1456年）。不久，在“夺门之变”中，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权，改号“天顺”（1457——1464年），实际上景泰立朝仅仅七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总共历时才28年。

　　在这28年中，仅从正统年一家民窑中，可以看出造瓷的规模：“正统元年九月乙卯，江西浮梁民陆子顺进磁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三）。

　　按陆子顺进贡的瓷器分析，肯定不是朝廷所禁的“官样”瓷，但也不应是纯粹民样的日用粗瓷，而是在形制、色彩、纹样等方面官民通用的精品瓷。从数量看，一个民间窑户一次向朝廷进贡五万余件精品瓷器，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民仿官瓷盛行，造成了趋同现象，再加上外族侵略、饥荒不断、国力不济等原因，朝廷为了“节民力”、“彰俭德”，发出了禁烧令，譬如“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明史》卷八十二）；“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出卖或馈送官员。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喻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卫边，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

　　如此一来，兴旺发达的瓷器业因此受到了影响。到了景泰五年，在政策的压制下，“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减岁造三分之一”；“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素白瓷、龙凤碗碟，减造十分之四”（《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

　　由于朝廷的对瓷器制造的削减与管制，传世、出土的瓷器数量甚少，有关三朝陶瓷生产的历史文献也极为有限，学术研究比较薄弱，故古陶瓷学术界将这三个朝代称为“空白期”。

　　在空白期里，瓷器业真的就凋零了吗？“由于瓷器在民间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禁烧的戒令尽管森严，景德镇的窑户为求生存难免冒险私造。”（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空白期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青花瓷在内的有色瓷器是在朝廷严格控制之下的，但民窑仍有违令生产。”（《明代“空白期”纪年青花瓷概述》）。

　　实际上，朝廷削减或禁止烧造的只是“官样”瓷器，譬如青花龙纹等官瓷，因为官瓷一般用的都是苏勃泥青等进口颜料，价格昂贵，故限制了民烧民用官瓷。而对“民样”瓷，并没有限制到什么程度。

　　虽然朝廷严令禁造官样民用器，但难以禁锢瓷器在民间的刚性需求。民仿官、官仿民的显现依旧存在。而且禁烧令仅见于正统三年和正统十二年，而景泰和天顺未有禁烧令。如此一来，景泰、天顺的民仿官瓷器必呈反弹趋势。因此，不论出土还是馆藏，零星都散见景泰年代的瓷器。而且在民仿官、官仿民的背景下，肯定会有一些具有官窑质量、民窑风格的瓷器问世。因为越是禁锢的东西，越有可能受到青睐，自古以来，人类在消费方面，都有这个共性。并且，这个瓷器的落款表明，它是景泰二年的产物，应当出自瓷器政策外紧内松的时期。

　　四、微观痕迹和胎质佐证时代背景

　　瓷器在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岁月之后，就像老年人一样，肯定要留下呈现老化的特征，它是一种因岁月而产生的物理性变化，就像老年人脸上的皮肤一样，老化现象，是古代瓷器中不可复制的特征之一。经过本人悉心观察和研究，发现这个瓷器有以下几个特征：

　　1、在40倍放大镜之下，釉面可见肉眼看不到的橘皮状或牛皮状，形成这种状态的无疑是瓷器的年代。而用“瞟一眼”的方法判断它的真与假，肯定有打眼的可能。

瓷器外表橘皮状老化特征

　　2、用显微镜查看釉下，可见里面像天上的银河系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又圆又亮的气泡，这些气泡的形状很独特，有的单摆，有的两个一连三个一串，形成了点形、条形和堆形的壮观情景。且气泡之间距离稀疏，分布自然，有的已经出现色变，有的破裂，留下了模糊的痕迹。

气泡状态之一

　　瓷器中的“气泡”是胎和釉的结合体。不论古瓷还是仿品，或多或少都有气泡的存在。但是古代是靠木柴烧制，气泡饱满亮晶，生态自然舒朗，大小拉得很开；而现代烧制的瓷器，通常都是靠煤炭烧制，靠电脑控制温度，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么没有气泡，要么气泡密密麻麻，泡与泡之间没有距离感，大小基本接近。

气泡状态之二

落款下的气泡

　　3、瓷器底子的胎质看上去比较粗糙，圈足脊梁上还有坑坑洼洼的凹点，胎质中零星可见铁屑，但用手抚摸，感觉胎质光滑温润，没有丝毫的刮手感。而抚摸仿品， 则感到刺刺拉拉地划手。本人认为，圈梁上的凹点现象系“敲底”或“切底”所致，也称“粘窑”（烧制时，由于釉、窑渣或铁屑与瓷器粘连在一起，为了使其分开，只好人工敲开，故给圈足上留下一些凹凸不平的痕迹）；胎质的灰白，质地光滑，应系麻仓土制作。

底部胎质特征

　　凡是爱好瓷器的人都知道，麻仓土是元、明景德镇制瓷的一种原料，产于景德镇附近的麻仓山的一种山上。麻仓土与瓷石结合，配置得当，烧制出的瓷器外松内密，质地坚硬，不肯变形，糖点多，且含铁量较高。但到了明晚期，麻仓土资源基本枯竭，取而代之的是比麻仓土更加洁白细腻的高岭土。这件瓷器胎质粗糙，但眼看不怎么干涩，像用湿毛巾擦过一样，有一种妥帖的视觉感受，加上圈足上若隐若现的火石红斑，已经给这件瓷器提供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4、由于施釉薄厚不均的缘故，从黑釉处迎光侧看，也就是瓷器的垂腹和口沿附近，有一道道中指宽的旋痕（拉坯痕迹），这些旋痕宽窄不一，且下部旋痕明显宽于口沿部分。透过釉色，隐约可见口沿附近的每条旋痕上有几条细细的线条。瓷器口内上被紫黑釉覆盖，下壁露胎，黑釉与素胎衔接处，有酱红色的釉点，呈喷洒状溅于器壁。内壁露胎处，尤其接近底部，指头宽的旋痕和划在上面的细线条十分清楚，好像工匠师在最后的修坯时，为了美观，特意用竹签等东西均匀地旋划了一遍，因此留下了深浅不太对等的旋划痕迹。从制作痕迹看，它的手工特征很明显。

右图为瓷器内胎胎质特征

　　五、瓷器的品质

　　尽管从绘画、气泡、胎质和微观痕迹上体现出了它的时代感，但是端详此物，感觉釉色丰润，宝光四溢，像新的一样，“旧器如新必是宝”。这是瓷器收藏行业普通认同的观点。且从那泛白、泛金的有色气泡中看，此物在制作中加入了珍珠、玉石和玛瑙等矿物质。什么样的人给瓷器中加入这样的成分呢？肯定不是批量的朝廷贡品，而是私人定制。而且落款写的很清楚，“徐府——景泰二年六月七日造”。估计定制者为了与朝廷贡品拉开距离，落款的字体比较潦草，还在字体上来了二次施釉，形成了用黑紫覆盖青蓝的现象。但不论怎么掩盖，这件瓷器已经具备了官窑的品质。它或许出自民窑，但它至少是景泰年官仿民、民仿官的典型代表。至于是那种阶层的人定制的，无疑，是当朝贵族。譬如明代大臣徐有贞家族等，只有这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和实力定制这样的瓷器。

本文曾在（美国）国际艺术品与收藏网站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