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你不懂瓷，还可以装懂：捧起瓷器，注意用双手，再小的东西也得用双手，翻过来，端详底足三十秒，然后小心放回原处。动作要柔缓，凝神静观，先是眉头轻皱，然后微微一笑，尽显大师风范。切记少说话，言多必失，若主人再三要你评论，无论如何，只能说两个字：挺好。

为什么看底足？因为这里有许多关键信息。底足多为瓷器的唯一露胎之处，可以辨别胎土；通过底足的旋切痕迹，可以判断工艺。最重要的一点，许多瓷器底部有其自述文件：款识。

公元251年，司马懿平定了王凌政变，病重的孙权托后事给诸葛恪，袁宜做了件青瓷虎子，还在上面刻了一行字：“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这件青瓷虎子是现存最早的有款识的瓷器，袁宜也成为最早留名的瓷器工匠。虎子于1955年出土于南京，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常说的“国宝”只是民间说法，官方话语里叫“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其中有陶瓷32件，这件青瓷虎子居其一。

三国青瓷虎子 国家博物馆

虎子源于战国的青铜卧式壶，汉和三国时的瓷虎子造型简单，只是把提梁做成虎形。西晋后的虎子多用堆雕装饰，把壶口做成怒目张牙的虎头。虎子的用途，一说夜壶，可疑，谁会把要害伸进虎口呢？所以第二种说法可信些，虎子是古代提水器。

并非所有瓷器上的文字都是款识，比如唐宋瓷器上常写诗词，起装饰作用，属于纹饰的一种。瓷器款识是记事性质的文字，那件青瓷虎子上的“赤乌十四年”记载制作年代，属于陶瓷上出现最多的纪年款，“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是陶人款，记载工匠或者作坊身份。

陶人款在战国时的陶器上就出现了，那时的款识不刻在底足，多出现的器皿的肩腹部位。秦代的陶器上几乎都能看到陶人款，这可不是工匠希望留名后世，而是质量追溯机制的一部分。《吕氏春秋》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器物要作者签名，出事了便于追究。这时的陶人款往往还有官署名，比如“右司空婴”，“婴”是工匠名，“右司空”是管理他的官署，工匠出问题了，还会牵连到他的上级。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也在隐蔽处刻划或戳印着工匠之名，“得”“疆”“系”等等，都是单字名，一共八十多人。

秦朝灭亡后，陶瓷上的款识减少了，只是偶尔出现，而且形态自由多变。一方面因为官方陶瓷不再奉行秦代的酷法严刑，另一方面因为民间窑口增多，相对自由的工匠不再理会“物勒工名”的规矩。再看袁宜的虎子，想必他当时对作品很满意，才踌躇满志地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时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了创作的愉悦，而不是前辈的战战兢兢。

唐宋时陶人款，简单的只署工匠姓氏或者作坊名，比如“张”“何家造”，还有作坊加器名的，比如“裴家花枕”“杜家花枕”。宋代磁州窑有一件白地黑花枕，上绘猛虎，枕上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枕底题“张家造”，很齐全的陶人款，写明了制作时间、工匠、画师和作坊的名字。德化窑的脂粉盒底常有“功夫”两字，比如“练八郎功夫”“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功夫”在宋代大概有技艺之意。

故宫藏有一件唐代白瓷瓶，腹上刻 “丁道刚作瓶大好”七个大字，明显的自吹自擂。唐宋商品经济萌芽，民营窑口之间出现竞争的态势，许多作坊开始打起广告来。比如有两个长沙窑酒瓶，一个写“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另一个升级成“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虽然长沙窑没留下文献记载，我们从陶人款可以推断，唐时长沙地区至少有两家酒瓶企业，二者是冤家对头，竞争时不惜用“天下第一”这种违反广告法的词汇。

有一种私人订制瓷，是要捐献给寺庙道观的，其上的款识称为供养款。供养款是最长的款识，要写时间人物籍贯和施舍器名，还要写供养地，比如“佛前”“菩萨前”“关王老爷前”“土地神前”“三代宗亲前”，施舍的目的也要写上，古人的述求和今人差不多，多求阖家平安，财源广进等等。比如北京故宫有一个明代青花螭耳瓶，瓶腹以青花写有115字的供养款：“大明国直徽州府歙县滚绣乡孝行里潭滨礼堂大社居信士弟子黄舜耕室中孙氏前妻程氏朱氏男黄伯正媳妇吴氏女时娥时凤孙女福弟接弟昭弟喜奉御香案前香炉花瓶烛台壹副永远供奉早赐男子合家清吉人眷平安寿命延长万事如意福有攸归皇明天启元年孟秋月谷旦日”。

元朝蒙古和色目官员多不识字，签署公文时就胡乱画几笔，就像阿Q画圈一样。他们用的押印也多是图案，此风气又被汉人效仿，波及到了瓷器上。这种用图案代替文字款识叫花样款，或者花押款、花款、图案款。花样款主要用在景德镇民窑，康熙早期一度禁止在瓷器上写字，许多民窑便用花朵、白兔、八宝、博古一类的图案落款，作为自己的商标，是花样款的大发展时期。许多民窑的工匠不识字，又请不起写款师傅，就由利坯工在碗底横横竖竖画几笔，聊胜于无，也属于花样款，俗称“豆腐干”。

南京出土过一件东晋青瓷盘口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这是一种特殊的陶人款，书写订购者之名，又被称为私款。古代私人订制瓷器价格不菲，主人往往要写上自己的姓氏，比如“某氏佳器”。光绪时曾有个很长的私款，“燕赵悲歌之士孔子后四十一癸卯制”，或说为孔子后人的定制瓷，可是四十一代圣裔生在唐朝，有穿越之嫌。再比如康熙朝出现的“若深珍藏”私款，到现在还有人用，这时就不再是私款了，而叫仿写款。

“府”字过去指官署办公地，比如元代枢密院在景德镇定制了大量卵白釉瓷器，款识就是“枢府”，枢密院主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元代奉行先军政治，枢密院权力极大。“府”还指贵族和高官住宅，这些人的定制私用瓷器被称为王府款。定窑遗址出土过一个宋代白釉碗，底款是“五王府”，是现存最早的王府款。明代的王特别多，官窑也给他们烧造瓷器，流传下来的有“晋付上用”“旷府佳器”等等。清代王府瓷不多，比较著名的有“定王府制”底款，定王是载铨，乾隆的玄孙，道光朝的重臣。载铨室名行有恒堂，他还定制了许多以“行有恒堂”为底款的瓷器、紫砂壶和铜香炉。

比府高一级的就是殿了，皇帝住的。宋代皇室所用的定、汝、钧窑瓷器都出现过殿名款，比如“奉华”“德寿”“聚秀”“慈福”“寿成殿皇后阁”等等，都是宋代宫殿名。其中汝窑和定窑的底款是瓷器进宫后，由宫廷玉匠刻于器底的，部分钧窑瓷器是烧造前由瓷工刻的。许多宋瓷在清代又被刻了一次，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二十一件汝瓷，其中十三件被乾隆刻了打油诗。清宫里宋代钧瓷数量多，被陈设到几大宫殿里，又被刻上了“养心殿”“重华宫”等等底款，还有个有趣的规律，殿名款都是竖刻，宫名皆横刻。区别在于，殿是帝王理政之处，比如清代大典在太和殿；宫为皇帝及嫔妃的起居处，如康熙住乾清宫。

同治“大雅斋”款粉彩紫地花鸟文盖盒 台北故宫博物院

室名款，在瓷器上写主人的住所或书房名，最多是某某堂制，还有斋、轩、楼、馆等等。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也许可以概括成两大类，一是工匠款，二是私人定制款。比如珠山八友的刘玉岑，在瓷器上落款“饮冰斋制”，本书作者制瓷也忝称“有泉堂制”，这时室名款相当于工匠或作坊的商标。

室名款出现在明嘉靖，到清代发展成最纷繁芜杂的种类，耿宝昌先生统计过，仅康熙年间就有一百二十多种之多。有些款一目了然，比如“内膳房”“外膳房”“大茶房”，更多是无聊的理学色彩，比如“明远堂制”“浩然堂制”“澹宁斋制”，偶尔也有漂亮的，据说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之父）的私家瓷底款为“风流宰相家”。

瓷器还是奢侈品的时候，许多达官显贵热衷于定制私款瓷器，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袁大总统用过“颐寿堂”和“乐古堂”，称帝后用 “居仁堂制”“洪宪年制”；徐世昌私款为“静远堂制”；曹锟私款很多，“延庆楼制”“退思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大德堂制”。

上古时的工匠就经常在器皿上写些吉利话，如汉代的陶罐上有“日出大万”。所谓“秦砖汉瓦”，陶瓦当是秦汉代艺术之典范，上面也有许多吉语，如“长乐未央”“飞鸿延年”等等。后来吉语也被写在瓷器上，一些发展成纹饰，例如有件晋代瓷壶上写着“元康出始宁，用此罍，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好话都说尽了。还有许多写在瓷器底足的吉语，虽没记述功能，也被视为款识，叫吉言赞颂款。有的吉言款只有一个字，比如“福”“禄”“寿”“喜”，又以四字居款多，比如“福禄寿喜”，还有吉言和纪年款混合的，如“万历年制德化长春”。有单纯的祝愿，比如“万福攸同”“天下太平”，还有自夸和祝愿结合的，如“富贵佳器”，用此佳器，即可富贵。

类似文字游戏的吉言款，比如借口款，源自汉代铜钱，在瓷器底足画一枚铜钱，左右写“矢”“佳”上下写“五”“止”，四字共用铜钱中心的“口”，组成“唯吾知足”。“清心也可以”最俏皮，在杯盖上写一圈，无论从哪个字开始读，都是一句通顺的话。

唐越窑“官”字款罐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定窑白釉“新官”款菱口盘 上海博物馆

瓷器上最早的官方款识出现在唐代越窑秘色瓷上，有“官”和“新官”两种。“官”指太官署，隶属于光禄寺。光禄寺是古代主管宫廷膳食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单位，太官署负责操办宴会，正处级。太官署要摆酒席，肯定要餐具，于是发起了政府采购。从唐代到北宋，太官署先后从越窑、定窑、耀州窑、赤峰窑定制了大量瓷器，并在瓷器上刻了“官”或“新官”字押记。

从民间订制瓷器的政府部门还有许多，唐邢窑上出现过“翰林”款，是翰林院订制的；宋代曲阳窑有“尚食局”款，也属于光禄寺，与太官署平级，主管皇帝日常饮食；元代有“枢府”款，军队定制瓷；宋代磁州窑有“太平馆”“仁和馆”款，据查都是驿站。

众多政府采购瓷器中，以“官”字款最多，曾经在长安遗址中一次发现33件定窑官款白瓷。现存的“官”定窑款瓷器，有的纹饰精致，还会扣金镶银，有些就粗糙许多，明显不合官方标准。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宋代建盏上，建窑贡品底款为“贡盏”和“进盏”，一部分是隽秀的瘦金体，另一部分则字迹狼藉。那么我们可以做出推论，唐宋民窑在接到官方订单后，会把官家款识刻到低档民用瓷上，以自抬身价。

还有证据，韩国海域的沉船上发现了“官”款定窑瓷瓶，广东海域的沉船上有“进盏”款的建窑碗，这些明显是出口瓷，而且前些年在埃及还发现了“官”款白瓷。可见唐宋时许多窑口冒充官样瓷器，官府对此是宽容的，起码没有明令禁止。后来凤阳出了个朱皇帝，事情起了变化，朝廷严禁民间仿造官样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知而不告者，连坐。

明以前白瓷青瓷的款识是刻的，磁州和长沙窑有画面，款识就用画笔写；明清款识多手写，只有极少数刻款。从款识的位置看，明以前随机出现在任何部位，比如“官”字款可以刻在瓷器的口、颈、腹、内底、外底；而明清款识多出现在外底。字体方面，明以前有楷、隶、行书，明后正楷和小篆居多，变得严谨工整，与自由奔放唐宋款识相比，会让人产生一种离奇的错觉：明清和唐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

明代朝廷有正式官窑，统一烧造官府用瓷。理论上民窑是不能仿制官窑的，所以不再需要唐宋时的官押款，取而代之的是纪年款，比如“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这些款识是由专人书写的，短朝可能只有一个人，长的比如乾隆，有几个人。他们的私人笔迹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又成了后世判别官窑瓷器真伪的重要线索，这就引出了古陶瓷鉴定学中最无聊的必修课：明清官窑款识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