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把清宫旧藏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彩饰极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这些现象似可说明宣宗病逝之后，宣德帝亲自使用的蟋蟀罐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正统帝朱祁镇当作“先朝遗物”“先帝遗爱”而保存下来。这又是为什么？要拨开这层迷雾还要从考古资料谈起。

*文章节选自《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刘新园 著 三联书店2019-6）。

明朱瞻基斗鹌鹑图轴（局部）

文 | 刘新园

一、宣德帝与“促织之戏”

明宣德帝——朱瞻基，从洪熙元年（1425）六月继皇帝位，至宣德十年（1435）元月病逝，年仅三十六岁。明王朝有国二百七十六年，宣德一代仅有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来说，它有如短暂的一瞬，然而这却是明代最辉煌的一瞬。明史学家把这一瞬，比作西汉时代的所谓“文景之治”——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清初以谨严著称的学者，也给这一瞬以“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的评价。

从文献记载来看，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尤工绘事” “好促织之戏”等。对宣德帝的前两种爱好，人们深信不疑，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墨迹流传至今；而对后一种嗜好，则有不同看法，因为宣宗好蟋蟀的记载，大都出自晚明时代的野史笔记，且无实物证据。所以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在阅读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中《促织》（一篇描写因宣德宫中尚蟋蟀，一平民几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一文后，便很有感慨地说：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有三杨（荣、溥、士奇）、蹇（义）、夏（元吉）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失实耶？

王氏在这里除对宣德间岁贡蟋蟀的史实表示怀疑外，他的“宣宗令主”、台阁贤良之类的议论，似乎还意味着：宣德帝不会或者说没有可能对微不足道的小虫——蟋蟀产生兴趣。

至于宣德朝是否有“岁贡蟋蟀”的命令，本文可以暂不讨论；而对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则应给予注意。因为历史不会被抹得无影无踪，假如皇帝真有此好，必然会在遗物方面留下蛛丝马迹。

二、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蟋蟀，属昆虫纲、直翅目、蟋蟀总科。本文所叙述的蟋蟀，属“斗蟋”（学名Gryllus chinensis，图二）。该虫在西汉时别称“蛩”，晋人以其鸣声如织，又称“促织”，明清时叫“蛐蛐”，据说是蟋蟀鸣叫的声音相转而成。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一书中，就有蟋蟀的习性与季候冷暖相关的描述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宋画，就以《诗经·七月》为根据，把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的事物，并列地摆在一个狭长的手卷上，让人们在同一时空看到该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情景。

《诗经·七月》诗意图，宋，佚名，纵29.7 厘米、横137.1 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蟋蟀（我国习惯称雄虫为蟋蟀，雌虫为三尾）在求爱时发出的鸣叫，婉转而又深情。6 世纪齐梁时代的高僧——道贲，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箫管5；唐代天宝年间（742—755）的宫女，还把它装进金丝笼放在枕头边，于夜深人静时尽情地欣赏它那如泣如诉的鸣奏。它好斗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发现。从此，其“音乐家”的命运便宣告结束，而只能以“职业斗士”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了。当时的蟋蟀饲养者就像斗鸡、斗狗或者赛马者一样，他们利用两只可怜的小虫在相聚时一决生死的撕咬，来取乐、营利，并进而设赌。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都城临安（今杭州）之蟋蟀市场时谓：

（蟋蟀盛出时）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

养虫、斗虫不仅在宋代市井流行，而且还影响到当时的官僚贵族，如《宋史》记载：当蒙古重兵围困襄阳，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醉生梦死的丞相贾似道还在“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宋以后也和宋代情况约略相似，如明人陆粲在《庚巳篇》中，记载着一虫迷在他的“英勇善战”的蟋蟀死掉之后，竟然会像虔诚的佛教徒对待释迦舍利那样，“以银做棺葬之”。清光绪年间（1875—1908）拙园老人《虫鱼雅集》中还说到北京的某玩家，为了纪念“打遍京城无敌手”的蟋蟀——“蜈蚣紫”，在自家的花园中建立了“虫王庙”，像祭奠祖先那样地祭奠蟋蟀。

从有关文献来看，中国约在3000 年前就有关于蟋蟀生态方面的描写，8世纪为了欣赏其悦耳的鸣叫而开始饲养，12—13世纪出现斗虫之风。明宣德年间（1426—1435）离宋代不足两个世纪，宫中尚促织之戏，当然不足为怪；但问题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爱好，如果有，这位帝王必然会留下相当精美的虫罐（蟋蟀罐）。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斗虫家十分讲究养虫的盆罐，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南宋临安的斗虫者就拥有所谓“银丝为笼……黑退光（漆）笼……”之类，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当时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称作“将军府”。笔者认为，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也不例外。

三、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1982 年11 月，景德镇有关单位在珠山路铺设地下管道时，意外发现明御器厂故址。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中路明御器厂故址南院的东墙边，发现了大量的宣德官窑残片。计有青花、祭红、蓝釉等，绝大多数器物都有六字或四字青花年款。在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时，曾拼合出一鼓形盖罐。该罐直径13.4 厘米、高9.6 厘米，通体挂淡青釉，并有细小纹片，口沿露胎处呈淡红色，近似宋龙泉青瓷上的所谓“朱砂底”。有盖，盖的直径与罐的口径一致。盖底与圈足正中有“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双圈六字款。经与晚清著名画家任伯年的《村童斗蟋蟀图》相比较，二者造型一致，因而可以确认，珠山路出土的宣德青釉盖罐为蟋蟀罐。

1993 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器厂东门故址附近开探沟一条，于沟的北端距地表深约1.5 米的宣德窑渣中发现一呈窝状堆积的青花残片，经复原完整，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单行青花楷书款。罐底款竖排，盖内底款横排。紧接着又在下层褐黄色的沙渣与祭红、白釉、紫金釉刻款碗盘废品堆积中，发现了另一窝青花瓷片，经复原，亦为蟋蟀罐1，随即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置于蟋蟀罐（养盆）中的“过笼”。过笼，扇形两面绘青花折枝花，但无款，缺盖，和江苏镇江宋墓出土物一致，但比晚清苏州陆墓所出土过笼稍大。这件遗物即文献中所说的大名鼎鼎的“宣德串”。

以拼合复原出来的成品计，上下两层共出土虫罐21 件，其造型虽与1982 年出土的青釉罐大致相同，但底款不同，器盖大异。青釉罐的口径与盖的直径一致，青花罐盖的直径略小于罐口，盖正中心做一小孔，盖罐合拢时，盖陷于罐壁之中。对照前述李石孙的《蟋蟀谱》，青釉罐为“平盖式”，青花罐则是所谓“坐盖式”虫罐。

就所谓坐盖式青花虫罐来看，因地层不同而有下列差异：

1. 上层出土的虫罐器壁较薄，下层出土的虫罐器壁则较厚；

2. 上层出土的虫罐内壁底部刷有一层极薄的釉层，并有意刷得凹凸不平，时见淡红色的瓷胎（即所谓窑火红），下层虫罐之内壁底因无釉而露出粗涩的瓷胎；

3. 上层出土的虫罐盖底与圈足都有单行六字年款，下层出土物全无年款；

4. 上层出土的虫罐纹饰有龙凤、海兽、松、竹、梅、瓜果、牡丹、樱桃及小鸟等，下层出土的虫罐仅有后四种纹样，而无龙凤、海兽之类；

5. 上层出土的虫罐上纹饰用笔清雅潇洒，下层出土的虫罐纹饰则画得较为粗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出土的绘有龙纹的虫罐，其龙纹无论是云龙还是行龙均为双角五爪，即使是无角无鳞的螭龙纹，也画成五爪，以往的发现均为四爪。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该类纹饰的器物，除帝王之外，其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上述龙纹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至于出土于同一地层的饰有其他纹饰的盖罐，则由于封建时代有“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的规定，他们既可能是皇帝的用器，也有可能为宫中其他人员使用的虫罐。

众所周知，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系官窑烧造的贡余之物，或者是因有小疵而落选的贡品。由于官窑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极高，而瓷器又最容易在烧制过程中出现毛病，当时的人为了确保贡品的质量，往往都要超额烧造；当合格品上贡之后，皇帝不需要、臣民又不能使用的贡余品与次品就必须砸碎埋藏。所以上述出土之物均属有意摧毁的“贡余品”或“次品”。

如果把上述中华路宣德窑址遗物堆积上层出土的“贡余品”或“次品”与同时代的其他系列的产品（如碗、盘类）相比较，可得出下列印象：

1. 出土的虫罐之底、盖内均书有青花年款，而带盖的产品如大盖罐、大梅瓶、僧帽壶以及娇小的梨形壶等，都只在器物肩部或圈足正中书款，器盖则均无年款。在一个带盖的器皿上书写两个年款者，除蟋蟀罐之外，笔者在出土物中仅见青花笔盒一例。在笔盒上书写双款，显然因为它是喜爱书画的宣德帝看中的文具。而蟋蟀罐也用双款，则说明市井小民的玩物一旦得到帝王的青睐，其地位便会迅速提高。微不足道的虫罐在宣德年间已跻身于皇家文物清玩的行列，这显然是明宣宗既擅翰墨，又酷好蟋蟀的明证。

2. 出土的青花蟋蟀罐上的纹饰也较其他系列的产品更为丰富，如黄鹂白鹭、莲池珍禽、海东青与猎犬，以及灌木鹡鸰、洲渚水鸟等，都是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艺品上的绝无仅有的纹样。

综上所述，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器型虽然不多，但年款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当时的御器厂在这些蕞尔之物上肯花费如此之多的功夫，显然是为了投合皇帝的促织之好。

以上遗物的出土完全可以证实：一代英主明宣宗也有与南宋昏相贾似道相同的爱好。假如清初诗人王渔洋也能见到这批遗物，便不会提出前述的一段疑问了。

四、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与传世的明官窑瓷器来看，宣德时代创烧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明御器厂都不再烧造，直到嘉靖、万历之际，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虫罐出现。这些现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诸帝都没有玩蟋蟀的兴趣。宣德时代的斗虫与养虫之风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里已经悄然消逝，否则，明御器厂就不会停止蟋蟀罐的生产。

如果再把注意力转向清宫旧藏的宣德器（按：清宫旧藏宣德器1774 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此方面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把清宫旧藏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相比较，我们又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彩饰极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在清宫所藏1774 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

这些现象似可说明宣宗病逝之后，宣德帝亲自使用的蟋蟀罐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正统帝朱祁镇当作“先朝遗物”“先帝遗爱”而保存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要拨开这层迷雾还得先从考古资料谈起。

综观明一代的官窑产品，尽管量多而又式繁，如从功能上观察，也只有如下几类：

1. 饮食器类：碗、盘、杯、碟等。

2. 祭祀器类：香炉、烛台、爵杯、簋、簠、登、豆之类。

3. 陈设器类：花瓶、罐与雕塑之类。

4. 赏赉器类：送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与外国贵族的瓷器。

5. 文房器类：水注、砚滴、笔盒、瓷砚之类。

6. 花鸟虫鱼用器类：种花用的盆钵、鸟食罐、鸟笼、花瓶、鱼缸、蟋蟀罐、过笼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厂烧造的以上所述的第6 类瓷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则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宣德时代的花鸟虫鱼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乐及它以后的正统至万历诸窑所产，其品种更为丰富，其制作更为考究，其数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 年以来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来看，宣德花盆、花钵类有：白釉折沿平口钵、白釉折沿花口钵、青花红彩花卉纹花口钵、青花红彩折沿钵、青花七棱折枝花钵、青花灵芝纹四方钵、青釉仰钟式钵、青釉六边六足花盆。腰圆四足水仙盆则有红釉、紫金釉、洒蓝和孔雀绿四类，六边形水仙盆有青花灵芝纹与素白两式。以上各式花器计有十四种。

鸟食罐则分单口、双口、象生与几何形诸类，约计十四式，鸟笼花瓶虽为蕞尔之物，也分四方琮形、贯耳胆形、蔗段、竹节与葫芦形诸式。

蟋蟀罐则已如上述。

以上所列的千姿百态的鸟食罐、虫罐与花盆、花钵之类告诉我们，宣德帝不仅仅有蟋蟀之好，而且还热衷于名贵花木的种植与禽鸟的饲养。

就皇帝而言，有点爱虫怜花的雅好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风气。这一风气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与虫鸟就会给人民造成灾难，给社会增加沉重的负担。为长者避讳的《大明实录》等官书虽然没有相关的记录，但明人的野史笔记与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却透露了许多真信息。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记有：

然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

朝鲜《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记朝鲜籍内官尹凤，谓：

凤，本国火者（笔者按：太监）也，初在瑞兴，甚贫贱。永乐年间（1403—1424）被选赴京，出入禁闼，于今三世。欺诳帝聪，以捕海青、土豹、黑狐等事连年来我，贪求无厌，恣行己欲，于瑞兴（笔者按：朝籍内官的故乡）起第，将为退老之计，土田臧获，腼而求请，以备家产。使弟重富位至中枢，至于亲族靡不受职，其蒙国家之恩至矣。犹为不足，鞍马、布币，亦区区请之，无耻甚矣。本国之人为本国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毙，其于昌盛、张定安何足责乎！

关于朝鲜籍内官昌盛，同书宣德四年（1429）八月记朝鲜世宗与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辄打人。以本国之人而敢肆刚愎，岂复有如此者乎！予又闻昌盛盗迎接都监银钵。又所过州县，如交倚、坐子等物，见其美者便取之……

又，记宣德三年（1428）九月郑钦之言：

尹凤谓予曰：“洪熙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永乐皇帝虽有失节之事，然勤于听政，有威可畏。”凤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

又，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记朝鲜世宗对安崇善说：

尹凤云：“帝（指宣德帝）好游戏，至一旬不谒皇太后，且后宫争妒，宫人所出潜相杀之。皇太子亦轻佻。”此而不讳，其意必怨也。

把陆容的记载与《李朝世宗实录》和前述第6类瓷器相互印证，人们不难想象，宣德时官府拆民墙捕虫、发民屋移花，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与鹰犬之好，与宋徽宗的花石纲多么相似啊！

我们知道，中国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错误的决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着的时候，其臣民是不敢轻易议论表示不满的。然而一旦皇帝宾天，情况就会两样，他的继承人往往在缅怀先帝的丰功伟绩、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时，加紧部署制定和先帝意愿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乐帝为耀威异域命郑和七下西洋（笔者按：第七次下西洋因永乐帝病逝而未果），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南京迁都北京，大兴土木致使国库空虚。他活着的时候，其臣民似无异议，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继位之后，立即发布命令取消宝船下海，并做出把国都从北京迁往南京的决定。

宣德帝的情形也当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极强，宣德五年（1430）二月有监察御史陈祚建议他研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他竟然认为陈祚藐视他“不学无术”而勃然大怒，把陈祚和他的家人十余口投入监狱。那么，他指派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刮“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的荒唐行为，当时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八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张氏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在当时被人称为“女中尧舜”；而“三杨”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养虫与斗虫的嗜好以及搜罗名花异鸟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儒家英主的规范，宣宗活着的时候他们虽能以宽容的态度保持缄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满的情绪就要化为行动了，所以太皇太后张氏在宣德帝死后的当年，就发布了如下命令：

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这道诏令当为宣宗补过，其中的“不急之务”必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停止这些活动并“革中官不差”，显然是为了让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罢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极其精美而又奢华的虫罐。太皇太后罢去这些玩意儿有两重原因：一是防止对幼主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其时的正统帝年仅八岁，他急需学习儒家经典，而养虫与斗虫很容易使人（特别是儿童）入迷，荒废学业；二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因为她认为养虫与斗虫不是明君应该做的事情。于是宣德帝喜欢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这位“女尧舜”罢去，而成为禁毁之物了。

上述文献是宣德癸丑（1433）进士、英宗朝翰林学士李贤的记录。这记录的背后不仅仅暗示着宣宗以后，宫中的养虫与斗虫之风终止，而且还透露出景德镇御器厂在正统至正德时期（1436—1521）停烧虫罐的原因。可见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响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点的三件传世的青花虫罐，则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

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德赐宠物于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1428）宣德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前述三罐就因离开紫禁城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这也许就是它们能在故宫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