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如何步入收藏之道的？

　　童衍方：我十几岁开始就喜欢艺术，我学习的各个阶段的收藏也各有不同。对我来说，收藏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为了收藏而收藏，我的收藏是创作和研究的结合。最早的时候我学篆刻，就会收藏一些印谱。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刚参加工作，1963、1964年常到古籍书店去买印谱，好的印谱买不起，就只能买些残本，比如说吴让之、赵之谦的印谱，本来应该有十本，但是残本只有七本，对我来说，每一页一个印章，看一方是一方，所以并不太在意是否残本。当时残本要便宜许多。那时在古籍书店看到一部宣和印社的《晚清四家印谱》，开价二十块，卖书的人同我相熟，告诉我这书朵云轩要卖四十，他明天也要涨到四十块，只给我一个下午时间作决定。我当时月工资四十一块，基本都交给母亲管理，每个月零用钱只有两三块，连去老师家上课都是乘一半公交车走一半路。所以二十块当时对我是个大数目。为了买这套书，我问同事借了五块，师兄弟借了五块，妈妈借了五块，还有五块怎么都借不到了。时间滴滴答答过去，我最后去了一个住得比较远的亲戚家借钱。他问我借钱做什么，我说要买本印谱刻图章。他就语重心长地劝我，这是有钱人玩的东西，你喜欢这个不是坏事，但是花这么大代价去买书，同你家里的经济条件不相符。我说这个对我很重要，里面有四百七十几方印，都是名家作品很难得，而且明天就要涨价了。好说歹说他才借给我钱。这套书我到现在还在用。

　　
　　您接触来楚生、唐云先生以后，收藏理念有什么变化吗？您的收藏风格跟老师有什么不同？

　　童衍方：我觉得圈子很要紧。我有两位老师，在创作上得益于来先生的教导，在收藏研究上则得益于唐先生。可以说我现在的收藏方法是沿着唐先生的脉络下来的。唐先生收藏的面很广，而且他的门户之见比较小。我收藏的面不能跟唐先生比，但也算是广的，比如我收藏的金石家书画，在同龄人或者年纪稍长的人里面肯定算多的，这是我的收藏特色之一。收藏金石家书画的理念，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当时开了一次金石家书画展，展出了从宋到清的两百多件作品，当时印的画册到现在还在重印。我觉得自己财力有限，而收藏又是没有底的，所以必须要有特长，要学以致用，对我没用的东西我就不买。我喜欢有文字的器物，没有文字的瓷器、玉器我一般不买。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另外，我们搞书画创作的人也需要休息，收藏就是一种休息，平时晚上把收藏的东西拿出来欣赏把玩，是学习的休息，也是休息的学习。别人的东西看过总会忘记的，不如在自己家里可以随时拿出来体会学习方便。

　　我的那本《艺苑清赏》收了一百八十件藏品，但是碰到的东西数目肯定远远超过，没收的东西或者因为经济原因、或者不对路、或者跟我没缘分，但总的来说，我相信收藏是个“缘”字。你跟一样东西有缘分，自然而然就会碰到它，没有缘分的话，你就算看到了它，最后也会跑掉的。所以得失都要坦然。想通了，收藏家的角色就是保管员，不过是保管时间长短而已。要做个好的保管员，就应该多写些文章、多做些研究，赋予一件藏品更多的涵义。我现在会为每件藏品写题跋，会为每件宝贝定制童家式样的紫檀木盒子，将来人看到就知道是我收藏过的。包装要和藏品同步，这个理念是从老前辈那里学来的。譬如钱镜塘，他捐了几千件字画，捐之前都统一裱过，裱好以后请吴湖帆、张石园题跋。这样做，一方面是他自己可以留名，最主要的是给考证学家带来很多方便，因为题跋里会有收藏的经过，以及他个人的独特评判。这种传承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代人比较特殊的地方就体现在传承上，现在的年轻人学历再高，他们没见过唐云，没有跟唐先生一起生活过，而我跟唐先生一起喝过酒，一起受过苦，我觉得有责任把老先生传授给我的技艺再传承下去。我还和来楚生先生合作刻过一方印章，他写我刻，仅此一方，颇为珍贵。

　　
　　您的收藏理念跟唐云先生很接近，是为了研究而收藏，不是为了倒卖而收藏。

　　童衍方：是的。我卖掉的东西很少，因为买进的时候就很当心。哪怕有卖出的东西，也是因为眼界高了，以前收的一些东西不想要了，才会处理掉。有时候文物单位要互相交流，我也会跟人交换；有时候交情特别好的拍卖单位需要珍贵藏品撑场面，我也会割爱的。

　　我们收藏同唐先生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更加难。唐先生那时候，碰到过吴昌硕的图章只卖几块钱，现在就算月薪四万也买不到一方呀。而且现在文物也越来越少了，唐先生的时候，八大山人的册页开价二百块，五十块可以到手，现在大概月薪五百万的人才有资格买吧。目前的情况大致来说，好的东西都到位了，真的好货难碰到，而且赝品是最高峰的时期。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字画的？通过什么渠道买进？

　　童衍方：我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受益者，我1978年进中国画院，然后开始真正的收藏。之前也有零星的收藏，但总的来说是没什么钱。我记得1964、1965年的时候，在广东路文物商店，七毛钱偶尔买到过一方小田黄章。买字画最好的时候是“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到1984年这一段，很合算。1984年来师母要把一副吴昌硕的对联卖给古籍书店，古籍出两百六十块，她一定要卖三百块，让我去跟古籍书店说，我就拉了王壮弘一起去说情。来先生1965年在朵云轩买这副对联只花了一块钱，古籍书店1984年卖出去可以卖到一千块。

　　
　　那您当时怎么不出三百块买下这副对联呢？

　　童衍方：老师家的东西不好买的。万一以后这东西涨到五千一万的，我去她家里拜年，她说“小童啊，听说吴昌硕的对联涨到一万了……”如果这样，就很使人为难。所以我一定让古籍书店的人写下字据，证明的确是他们收了这副对联。现在来师母过世了，不过这张字据还在，也算是一种纪念。

　　是不是1984年以前要买文物、字画只能去文物商店、友谊商店、古籍书店、朵云轩？

　　童衍方：对，私人那个时候绝对不敢买卖文物的，卖的话要被捉进去的。当时有些人很活络，眼光又好，从朵云轩买到便宜的字画，再加点价钱卖给古籍书店，赚个差价，那个时候就算投机倒把。就因为这个，好多人的收藏都被充公了。八十年代以后，文物市场上抄家的东西、私人出让的东西就逐渐多起来了。
　

　　现在书画市场行情如何？

　　童衍方：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前辈，是个老干部，自己也是艺术家，他在“文革”前花了三十元收了一本陈老莲的花鸟册页，后面有唐先生和谢先生的题跋，在八十年代以一百六十万元出手，他高兴得不得了，一辈子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钱。但到了九十年代末，这本册页拍出五百万元，没过几年又拍到了两千五百万元。这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要是地下有知，当不知作如何想。

　　好的文物，经济收益绝对是很可观的。最近经济形势不太好，但上个月一场唐云先生藏品拍卖会，他收藏的一把茶壶拍到了三百零八万；一个调色盘就拍了十三万；一个旧砚台盒上有唐先生画的一只八大的小鸟，拍了二十六万；一幅齐白石的蟋蟀小品画，拍到十八万；一个小茶叶罐起拍价八百到一千，最后十八万成交。可见唐先生的个人魅力。现在收藏家怕吃假，只要能明确这是真货，那很多人还是愿意出价钱的。所以我经常说，成功的收藏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能急躁；第二要有专业知识，不能有侥幸心理；第三要有自己独立的品位，不能什么都收。

　　
　　那么现在捡漏还有可能吗？

　　童衍方：捡漏这个“捡”字实际上是要有底气和准备的，所谓“捡漏”，就是在偶然的场合偶然的时间，只有你发现了一件物品的真正价值，这就要求你具备一定的专业眼光和知识。我觉得“漏”是永远存在的，可以说每次拍卖都有“漏”。比如我买过一方吴昌硕的小砚台，很不起眼，后面有吴昌硕刻的字，是刻给渔川的。渔川是吴永的字，他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婿，有本《渔川集》。这是吴昌硕用刻图章的独特方法刻的。这样的砚台存世的没有几件，我是在西泠拍卖行买到的，当时所有的砚台专家都去了，但他们不知道渔川就是吴永，这样东西就“漏”了。
　

　　难道吴昌硕的名头还不够大？

　　童衍方：因为吴昌硕的砚台一般是他写、赵古泥刻，以双刀为主。沈石友收集的吴昌硕一百四十多方砚台后来都在日本毁于美国人的轰炸了，现在存世的吴昌硕砚台只有二十多方。而其中他真正以单刀直落而刻的砚台，只有两三方。那么怎么证明我买的这方就是吴昌硕本人刻的呢？我有他之前用单刀法刻的一方砚台，很多作品集里有著录的。我自己也搞篆刻，对他的手法很熟悉。我因为有前一方砚台作参照，就知道这是真品。最后我花六万块买下了，几乎没有人跟我竞价。所以要捡漏，得在眼光、判断上比别人高出一筹，不光是比钱多。

　　
　　我曾听一个英国收藏家说，现在市场上的中国古字画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马未都也说当代字画不能碰，因为没有评判标准。您怎么看？

　　童衍方：我觉得判断古代字画，可以参考的因素多些。比如颜料，现在很多人仿以前的人物画、宫廷画，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以前的颜料现在没有了，要复制古卷也比较难；还有，以前的印泥跟现在也不同，老印泥的纤维是植物的，油是蓖麻油熬出来晒过的，这种印泥寿命很短，老先生藏的很多老印泥后来都干了烂了。现在仿的老印泥做不出那种纤维的效果。现当代字画的参照因素就少了很多，纸头都是新的，图章也是新的，颜料也差别不大，鉴定就比较难。

　　古书画的代笔问题比较复杂，董其昌的画、刘墉的字，都有不少代笔，这又增加了鉴定的难度。所有艺术品里面，最难鉴定的确是字画。因为对鉴定者的熟悉程度要求比较高，所以也最有趣。

　　据说现在有些人去拍卖行买了东西自己看也不看，直接寄存在拍卖行，说等涨了就抛掉。

　　童衍方：我觉得这也无可非议。至少他们心态比较平和，先付了钱，等涨的时候再抛，也没有说马上要抛。其实这样的人中国内地还是太少，香港比较多些。这是比较成熟的市场才会有的现象，是纯粹的投资，而且投机心理并不强。中国现在的拍卖行最大的困惑是找拍品难，找下家也难，找到下家让人掏钱更加难。很多大买家拖欠几个月不付钱是很正常的现象，诚信度还是比较缺乏。

　　上海的拍卖行似乎不如北京，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童衍方：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当然集中了各方面的便利。拍卖这行，对从业者的要求特别高。一方面眼睛要好；第二要有亲和力、交际能力甚至人格魅力，因为拍卖行其实并不是朝南坐，征集要求人，出售也要求人，所以怎么求人也是一门学问；第三身体要好，会应酬交际，恰到好处。这样的人才现在太少了。如今世道变了，完全刻板的行事方法可能行不通，上海同北京比，可能北京的行事方法比较容易奏效。应该大气的时候就大气，应该有魄力的时候就有魄力，上海人的应变能力看起来好像还有待提高。

来源：东方早报 盛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