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仰韶文化初期，就已经有了磨研用的砚石。《西京杂记》中说：汉制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冰。这是我国现存史料中关于砚的最早记录。另据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中记载：昔黄帝得玉一钮，治为墨海，其上篆文曰：黄帝鸿氏之研磨。这虽然是传说，难以为凭，但黄帝时代是我国社会从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逐渐形成的过渡时期，当时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人们把心爱的砚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其所有，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说物寄情

    砚铭，即刻在砚底、砚头、砚盖或砚身四侧或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可短、亦诗亦文的自由文体。古人大多把格言、诗句、警句作为砚铭，奉其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可时时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就是今人，也时有见到如此的雅兴。因此，它也是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

    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砚铭也就由最初的简单表述所属关系的姓名，逐渐演绎成一种记事咏物、说物寄情、言志叙怀的新颖的文学形式。

    有资料显示，我国最早的《大戴礼记》中关于西周太公金匮砚铭，就是以此种形式写成的。其铭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得无白。但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学体裁形式出现的砚铭，却是到了汉魏时期。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王粲撰写的砚铭是：昔在皇颉，爱初书契，以代结绳。人察官理，庶绩诞兴。在世季末，华藻流淫。文不为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沉。墨连翰染，荣辱是惩。念兹念兹，唯玄是证。又如苏东坡在青花砚上刻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记叙的是开采端砚砚石时的艰辛状况。

    因砚而异

    砚铭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清时期，赏砚之风日盛。当时金石书法名家辈出，他们中不少人甚至自己动手书写和镌刻砚铭，如纪晓岚等，他们把书法、雕刻和装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砚铭达到了最好的艺术效果。

    为了增加其最佳的观赏性，许多文人往往在书写和镌刻之前，要对砚铭的布局、章法的疏密度和刀法运用进行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甚至于砚面、砚底的构图，行、草、篆、楷字体的表现形式，也都因砚而异，因形而异，力求做到生动自然，既和谐得体，又具有艺术感染力。不过，砚铭的书写和镌刻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写作，因受到砚面与雕刻过程的限制，制作者选用的铭文大多简短、扼要、精辟，即便是自己杜撰的砚铭也是如此。因此砚铭虽短，却字字千金，均是砚铭者的真情流露，从而使砚铭的文学美与艺术美融为一体，成为真正的既有观赏性、又具实用性的艺术品。

    砚贵有铭

    砚贵有铭，身价倍增。进入现代社会后，砚的实用性已经淡化，而砚铭的珍贵之处除了诗句的意境外，能对砚进行评说，以及即兴吟唱、抒发感情的一般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和藏砚家，因此有铭之砚大多能提高其价值。

    藏砚家认为，一方古砚有无铭文，往往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价格，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比如，清代的一方绿端石刻博古纹砚，上刻有济南王士稹识款，估价3万港元，最终成交价为5.29万港元；明末清初的一方长18.1厘米的铭文端砚，成交价为6.38万港元；另一方清乾隆御题澄泥砚(带紫檀盖盒)，长仅11.6厘米，其最后成交价是20.12万港元。

    砚与铭的相互衬托，确实具有非凡的艺术和文物的潜在价值，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特有文化现象的具体载体，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人与现代人用智慧铸就的辉煌。随着世界性收藏热的不断升温，它将更加成为收藏爱好者追逐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