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敬的收藏名震海上，上门看画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如何保护书画不使受损，已成为他伤神的事了。1947年端午节前夕，谭敬找到师兄汤安，请他想想办法，可否做成复本，以应求观者。汤安答应想办法试试。谭敬随即将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拿去制作。汤安找了许征白（昭）、郑竹友、胡经、王超群等一班人马分工合作，许仿画、郑摹款字、胡做印章、汤全色做旧，以后又有金仲鱼仿画，最后由王装裱成轴。仿制古画谈何容易，要把流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书画所经历的沧桑，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没有几下子是无法达到的。他们先把画画好，裱在板子上，用水冲得似有似无。完了以后，又像旧画流传过程那样，反复揭裱，并要像修旧画那样进行接笔补残，最后进行全色，使之古貌盎然。

　　复制工场设在岳阳路175弄2号，那是谭敬的一座旧式花园洋房，平时进出走的是开在永嘉路的后门。谭敬对此极为保密，只带徐安（懋斋）来参观，连张珩也不让看。徐安的妹妹徐懋倩是张珩的婶婶，收藏钱币大王张叔驯的妻子。徐安收藏古钱、字画，和张珩也是好朋友。徐安家藏各种古印谱，也经常提供一些旧印泥、上等毛笔及旧的纸绢给汤安用。复制的旧纸及绵绢等材料，也有从北京故宫买来的旧物。

　　有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闻名谭敬的收藏，就托洪玉林介绍认识了谭敬。谭敬也通晓英语，话很投机，洋人托洪劝说谭敬相让几件。谭敬要和洋人开个玩笑，半推半就将仿制品卖给洋人，第一次卖出八件，合金价一千两，扣佣金二成。同时又通过徐安之手，将一些复制品卖给了一位在美国姓薛的华侨。流散在海外的复制品，有可能就是这批东西。

　　上海解放前夕，谭敬带着书画去了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因驾车出了事故，吃了一场人命官司，因此入狱服刑。释保后预备出走澳门，为筹备资金，把手边的真品、精品都卖了，得款合当时金价六百两。谭敬从此与书画绝缘，虽然是邯郸一梦，毕竟还是狠狠地玩了一把。余下的一批精品藏在母亲唐佩书处，经郑振铎、徐森玉、张珩的策划，徐伯郊的奔走，陆续购回。

　　1950年，接受上海市文管会的邀请，谭敬从香港回到上海。他受到潘达于捐献青铜大鼎的感染，将自己所藏的“陈子禾子釜”和“陈纯釜”捐献出来。1958年，谭敬因玩蟋蟀，以赌博之罪被送往白茅岭改造；大女儿因发起组织化装舞会，也被送到白茅岭。小女儿谭端告诉笔者，她每次去白茅岭探望，都要带上两个大包衣服，一包是父亲的，一包是姐姐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谭端去了香港，以后又去了台湾，经孟小冬作媒嫁给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杜维善以收藏丝绸之路古钱币闻名于世。

　　1977年，谭敬获释回上海。笔者在唐云的大石斋中与之相识。他那时虽然是破帽遮颜，还是神气非凡。改革开放之后，他又精神起来，重振东华足球队的雄威，那是他在最兴盛时组织的一支球队，并率队到香港表演。毕竟都是老胳膊老腿了，虽然踢不出什么名堂来，由女儿、女婿出钱，他发了三百张请帖，在香港半岛酒家请了一次客，很是风光了一下。为人低调的杜维善摇头说：“没办法，他还是老派头。”

　　和谭敬有关的洪玉林、张雪庚、叶叔重，也都是以“文物走私罪”判了刑的。其中叶叔重被发配到青海农场。刑满释放回上海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得无法忍受，又逃回青海。在一次运肥时，从马车上摔下来身亡。

　　张珩在解放之初就去了北京，在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副处长。那是郑振铎帮的忙。抗战期间，郑振铎、徐森玉在上海抢救古籍中的孤本善本图书，张珩不但把自己的藏书让了出来，在经济给予实际的支持，还把祖父适园、伯父芹甫的藏书也让出一部分。张珩在文物局工作后，又把为谭敬复制古画的郑竹友、金仲鱼等调往故宫博物院，从事古画的修复复制工作，那时展出的展子虔《游春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都是他们做的复制品。郑振铎、张珩都是不忘旧情而又爱护人才的人。

　　戴福保于1950年定居美国。1991年去世，接着儿子也去世了。他的夫人戴张萍英以戴氏的收藏家产组织了“戴萍英基金会”，做慈善事业，致力于健康民生方面工作，定期拨款资助癌症协会、心脏病协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所建树。1998年，戴张萍英也去世了，但基金会有一个健全的机制，还在正常运行中。

　　由几件复制的古画，引发出这些纷纷扬扬捉迷藏的故事。一代收藏家就这样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