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木雕雕刻刀法很考究。因此，一把优质的雕刀就是基本工具。木雕所采用的刀具形状基本大同小异，刀头形状大小尖圆都较常见，但其制成的材料各有不同。木雕因为主要是选用质地较软的木材，所以通常采用钢制。木雕的雕刻类型大致有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工艺流程也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备料、放样、粗坯、细坯、修整等几个阶段。徽州木雕的绘画性很强，且每个作品的正面欣赏效果最佳。每一块或一组均是在一个平面上，采用阳刻的手法，依据画面的结构逐渐递加，使层次感得以加深。它们的形体受雕刻材料的实用板面所约束，处理层次在雕刻所及深度的平面上进行变化，具有极强的整体感。为了使层次显得更丰富，在统一中寻求变化，雕刻装饰的角度、安装时所需的技巧、讲究的欣赏角度以及花边的配置甚至都可以不放在一个平面上。广大民间艺人在进行木雕创作时，技术熟练者就好像是在进行绘画一般，而刀法也如同笔法般讲究，像刚柔疾徐、提顿按挫、钩回曲直等都有使用。即使是使用同样的刻刀，方法也是不尽相同，如复刀、拙刀、冲刀、飞刀、涩刀、轻刀、切刀、迟刀、单入刀、双入刀等。而且，不同的刻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刀力效果，如冲、切、铲、凿、刮、挑、划、削、疾、徐、迟、顿等。因此，可以在木材上雕出许多不同特点的形象。木雕的工艺精妙，形象生动，而且其层次非常丰富，少者几层，多者可达十几层，其中以清朝鼎盛时期的木雕尤为突出。因此，木雕艺人在进行雕刻时，往往都如同画家、书法家一般，创作时讲究章法气势、笔墨思绪，而对刀法的运用更是讲究，必须将各种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明代初年，徽派木雕已经初具规模，雕风拙朴粗犷，以平面浅浮雕手法为主。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不断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渐浓厚，木雕艺术也逐渐向精雕细刻过渡，从而使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浮雕成为主流。

　　徽州木雕的制作过程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建筑构件上直接进行创作；二是先进行选材雕刻，完工后再与构件结合起来。每一个木雕在开始之初，雕刻艺人已经有整体规划，特别是梁托、梁架、斗拱、雀替、檐条、月梁上等细微处的雕刻，都需要等到雕成以后才可以安装。所以，使用的内容与样式既要考虑到美观，又要重视实用性，且不损坏梁柱承重功能。如大窗子的下方栏板，天井四周的上方横板、檐条等板薄，多采用浮雕，雕刻的大多是戏剧题材，如连环计里面的貂蝉和吕布，白蛇传里面的许仙与白娘子，庆功堂之上的八千岁程咬金与众将等。在窗子和屏门隔扇下方雕刻的花鸟走兽、八宝博古等也均是采用浅浮雕来表现，但刻画得比较精细。在梁托、斗拱、雀替以至粗大的月梁上采用圆雕、高浮雕、镂空雕，还要考虑不妨碍它的承重力。而梁托往往采用圆雕的手法，雕刻有狮、象、虎、麒麟、福禄寿、八仙、罗汉等，这些实用工艺主要是起支撑横梁、檐条的作用，同时它又以优美而动感的姿态护卫在那里，给人以庄严、华美之感。木雕终归属于“民间艺术”，如果艺人无法从中获取利润，那这门艺术最终就会消亡。幸而在明清之际徽商崛起后，他们以超强的经济实力给徽州木雕加了一把劲，促使徽州木雕走向辉煌。

　　在古谚语中，形容古徽州就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人多地少，如果依靠传统的耕作将难以糊口。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生存资源，徽州人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地向外寻求发展，徽州人“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勤劳的徽州人一代一代从“山限壤隔”中走出去，靠贩运盐、茶、山货、文房四宝等发家致富。

　　虽然徽州人靠经商发家，但在传统的儒学思想熏陶下，徽州商人们的骨子里仍然坚信“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因此，他们又靠“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策略，带动了徽州文化中商和学的良性循环。大盐商鲍尚志自称生平有三愿：“一：为二代建坊表，二：认引地为配商，三：子孙入学读书能成”。在这种情况下，为夸耀门庭和教育子孙，徽商们在兴建祠祀、牌坊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教育，资办学堂，以他们雄厚的资本为后代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所以，他们的庭院建筑除讲究栋宇鳞次、宅院相贯、豪华舒适之外，更追求细部装饰的美轮美奂。大厅的梁架、窗户、格扇门、雀替、楼梯都是木雕的用武之地，力求细镂如画，并描金饰银，看起来十分富丽堂皇。据传，修建徽州“承志堂”共耗资白银60万两，而全部的木雕由20个工匠雕刻了整整四年才得以完成，仅在木雕上所镀的黄金就达100余两。

　　徽商的经济实力给能工巧匠们提供了无尽的发挥空间，而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也对徽商们的思想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徽州木雕的迅速发展。

　　徽州木雕所具有的深刻儒学文化韵味、独特的雕刻手法、经济助力等元素，综合构成了其在中国雕刻界独具一格的特点。它集雕刻、历史、文化、民俗、艺术于一身，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现在许多的收藏爱好者也关注到了这点，已经将徽州木雕视为收藏的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