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报 

杜牧的《张好好诗》(局部)资料图片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部长沈雁冰”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颁发了这样一个褒奖令。

    褒奖令中的“等”字，包含的另外三件作品是：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孟瞓的《章草千字文》，元俞和的《楷书》。在收藏界，张伯驹以眼力过人著称，他所收藏的古字画，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而这八件，连同1952年捐献给国家的《游春图》，是他三十年收藏生涯中的极品。

    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送出任意一件藏品，都会忍受“割肉”般的痛苦；要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悉数送出，那简直是“刮骨剔肉”了；而对醉心于藏品的收藏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只好用上“情何以堪”四个字了。

    但张伯驹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捐得洒脱，捐得愉快，捐得如释重负、如偿夙愿。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但众所周知，张伯驹的收藏是只“入”不“出”。很多东西，他收藏数天后就有人出数倍的价钱上门求购，都被张先生一句话轻轻打发：“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张伯驹的收藏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最初收藏，就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藏品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令他欣赏到“古往今来的月光”；他对藏品倾注的情感，对藏品的珍视、珍惜、珍爱，只能用“醉心”“痴迷”这样的词汇形容。

    1956年，他却把自己珍视、珍惜、珍爱的藏品捐给了国家。1965年，他再次把三十多件珍品捐给他所任职的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中国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作品。《百花图》是他十分喜欢的作品，他曾写道：“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他也捐了出去。

    张伯驹被誉为“天下民间第一收藏家”，却是收藏家中的另类。有人说，张伯驹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收”而不“藏”，凡“收”必捐。那么他倾家荡产、历尽艰辛地收藏古字画，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收藏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

    或许，这样的境界，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他看来，这些文物离他而去，是“得其所哉”。

    1956年7月的那个褒奖令，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是沈雁冰亲笔全文书写；虽难称华美，却弥足珍贵，因为它是在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种种别号见证“痴迷”】
    张伯驹的名号很多，他名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这些号和别号都是有来历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藏品的沉醉和“痴迷”。

    1926年，他看到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一见倾心，购而藏之，越看越爱，更喜“丛碧”二字寓意繁茂葱茏，干脆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历尽曲折得到《平复帖》后，他又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平复堂。

    张伯驹对古字画的痴迷，在当时的收藏界人所共知，北平琉璃厂不少古董商，有好东西就会先通知他。他一听到消息，就会尽快赶过去先睹为快。只要看中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收藏，甚至借钱也要买。他常常是先付对方一部分钱，余下的分段付清。如此一来，他得到的佳品越来越多，有时欣喜难抑，无以表达，就将自己的名号一加再加。

    他自号“好好先生”，不是想当好好先生，而是因得到了杜牧的《张好好诗》。由于年代久远，唐人真迹传世极少，名诗家手迹更是寥若晨星。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真迹能传承至今，简直是奇迹。况且，《张好好诗》背后还有一个优美而感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