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五代到北宋早期

    叶英挺的家乡在浙江丽水，在当地有不少跟龙泉窑有关的遗迹，他介绍说，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上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

    叶英挺说，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突然出现了变化——淡青釉瓷器出现了，它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花修饰，十分精美。“据我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今天的金村还可以找到这种淡青釉瓷器，在别处未有发现，由此推算，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十分辉煌的。”

    叶英挺依据文献和纪年器物考证说，北宋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烧造皇家御用秘色瓷的越州窑，无力承担数量庞大的贡瓷，于是就发生了产业转移，转到了龙泉，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了进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以其制作贡器的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后期到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到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成为我国瓷器史绚丽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实施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这时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

    元到明早期

    叶英挺说，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出土资料表明，元代龙泉青瓷生产除部分上继宋代传统以外，规模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胎质较厚、器型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的大器，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等，使风格多样化。元代大批的龙泉窑瓷器沿瓯江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一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叶英挺曾在2005年11月对外发布自己发现了明代龙泉官窑，此事震动了海内外陶瓷学界。经研究，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从目前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一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装饰为例，元代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一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明龙泉官窑器的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