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章汝爽兄，步入书斋，他的著作线装本《晚晴阁诗文集》吸引了我。这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诗文集，收诗105首和书画题识、论述25篇，近3万字，全部用小楷书写。不仅诗文、书法俱美，且宣纸影印，装帧精美，受到海内外鉴赏家、收藏家青睐，出版后就被订购一空。

　　述及书画鉴赏和书艺之道，章汝爽侃侃而谈：“如果说我在诗文和书艺上有点成就，具有一定的书画鉴别力，首先归功于家父的收藏。”章汝爽出身于姑苏书香门第，祖父章梅庭与国学大师章太炎是近堂兄弟，是清末苏州四大名医之一，曾于光绪年间任宫廷太医。父亲章佩乙是江南秀才。青年时代，他与陈其美时有往来，在陈的影响下参加辛亥革命。20岁在上海任《时事新报》《申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时，邀章佩乙入阁，委任他为财政次长。1917年夏，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复辟，扬言要杀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次长徐树铮。章佩乙与李、徐两人交谊甚笃，闻讯冒死往见张勋，屈尊下跪，为李、徐求情。章佩乙的父亲任宫廷太医时口碑甚佳，张勋对他有好感，最后表示：“看在你面上，李思浩可不杀，但徐树铮非杀不可！”章佩乙为躲在他家里的徐树铮化好装，陪同徐坐上自家的小汽车，一路护送逃至天津。徐树铮为报救命之恩，从怀里掏出两张银行本票相送，共50万银元。章佩乙一家住在一门生借给他的花园宅邸，虽宽大舒适，毕竟是人家的房产。这次他发了财，亲友劝他买一幢豪宅。他摇摇头说：“我一不买房子，二不置地产，要玩玩收藏。”文化哺育了他的艺术爱好，使他对收藏情有独钟，专心收购天下名家字画、古籍、文物和古玩。为此，他还从北京琉璃厂聘请了一位精通文物鉴定的行家当管家。几年来，他竟收集到许多珍贵文物和稀世珍宝。除一大橱宋版书外，明人手稿有顾炎武、柳如是的诗集手稿，还有元代版本的稼轩词，明清善本更多，而宋元明大家书画见著录的不下百件，其中不少是内廷散佚的珍品。此外，章佩乙还收集到大批古代名家对联，仅明代的就有300多副。当时，章佩乙有“对联大王”和“半个项子京”的雅号。

　　谈到佩乙公收藏、保存的艰辛，章汝爽感叹地说：“收藏家要有爱国心，要有民族气节，决不能见利忘义！家父为使华夏瑰宝不外流，差一点坐牢。”此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章佩乙无意仕途，定居上海当寓公。大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陈公博曾先后邀他当官，均被坚拒，并表示：“日本人的事，我一点也不沾边，要命也不干！”章佩乙在上海做生意被骗，经济拮据，不得已变卖字画、文物，这令他非常痛惜。一次在餐桌上对家人说：“今天吃的是文徵明……”言讫黯然，就放下了筷子。家藏唐伯虎一丈六山水手卷《溪山秀远图》，是唐伯虎为华补庵所作。华补庵在卷后有跋，称“六如居士为余作是卷，往返半年始就”，确是件罕见的精品，章佩乙卖掉后竟痛哭一场。1943年，日本人想向章佩乙买些中国字画精品，特别是当他们了解到章手中有一幅南宋夏圭的手卷《蜀江晚泊图》(见裴伯谦《壮陶阁书画录》)时，更加馋涎欲滴，多次派人上门洽购。章佩乙不愿卖给日本人，冒着坐牢的危险，正色对来人直言：“眼下，我是穷，但要卖，也绝不会卖给日本人！”来人无奈，悻悻而退。尽管生活艰难，章佩乙仍将大批珍贵艺术品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章汝爽幼承家训，精通古典文学，书法亦精到。他向笔者述及往事，百感交集，他说：“家父一生酷爱古书字画，收藏极富，以此育人，使我得益匪浅。”少年时代他随双亲客居京华，“收藏之家”陶冶了章汝爽耕耘笔墨的情趣。佩乙公空闲时，常把他叫到身边，指点迷津，使他增长了学识与鉴赏知识。佩乙公令他6岁执笔写字，临摹历代大书家真迹。章汝爽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见地不凡，走笔有神，他13岁时就为名人书写扇面。不仅笔墨脱俗，且有文采，其父的“忘年交”少帅张学良曾当面夸奖过他。他数十年潜心于家藏的书画鉴赏，取精用宏，成为优秀的书法家，被书画界人士誉为“海派书法大师”，其书法作品多为海内外收藏家和国际知名人士珍藏。1979年夏，应一位美籍华裔参议员请求，章汝爽将时任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的一篇6000余字的演讲稿用蝇头小楷写成册页，那位参议员以此作为贵重礼品赠给蒙代尔。卡特总统与蒙代尔观后大加赞赏，并请侨居美国的中国书画文物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是难得的珍品。之后，卡特派专使将这本册页带到北京，托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转呈邓小平题词。邓小平欣然命笔，在章的书法册页上题写“愿中美人民世代友好”9个字，由专使于1979年12月带回美国。卡特和蒙代尔即把章汝爽这本册页交由国会山图书馆收藏。

　　章佩乙收藏国宝级书画作品众多，迫于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一些收藏品转让给博物馆。1957年春的一天，章佩乙委托掮客靳伯声到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家，递上北宋王诜(晋卿)所画的长卷水墨《烟江叠嶂图》。谢仔细鉴别，见画上有王诜挚友苏轼行书诗并跋，和王诜唱和诗二章并跋，认定都是真迹，心中大喜，他让靳将画留下，表示拟请上海博物馆买下收藏。未料，在例行的收购文物鉴定专家会议上，绝大多数专家都对《烟江叠嶂图》摇头。有的说：“此画面熟，20世纪30年代就见过，已是公认的假画。”有的说：“明代万历年李日华早就认定‘画假、诗真’。”见众人皆以为假，谢稚柳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还要研究。”钟银兰用信任的眼光扫了谢稚柳一眼，轻轻地卷起画卷，未发一言。

　　谢稚柳转告靳伯声：“专家们说王诜画是假的，上博不收。请你告诉主家，这画我买了！”靳伯声不解：“假画你也买？”谢说：“做资料参考嘛。”过了两个月靳伯声面带愁容来了，他说：“主家听说上博断画为假，火冒三丈，他赌上气了！上回开价800元，这回说非2000元不卖！”2000元，当时可买一套房子，不是个小数目。此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1600元成交。谢稚柳卖掉了自己收藏的一批明清字画，分三次将画款付清。他收得《烟江叠嶂图》后朝夕观赏，研究王诜“笔墨性情”，与其别的作品对照后，更加坚信此画非假：“岂南宋以后所得而乱者？”此画在宋代《云烟过眼录》、明代《味水轩日记》上都有著录。清初，高氏用整座庄园换得此画，此后300多年下落不明，要断定它是真迹，确实很难。

　　不料“文革”中，谢稚柳又因此画带来厄运，造反派说：“即使是假画，也暴露了他与国家争文物的野心！”使谢稚柳又蒙不白之冤。而此时的钟银兰却在为他鸣不平，发誓要深研此画，揭示真伪！

　　“文革”结束后，旧事重提。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位资深书画鉴定家鉴定了王诜《烟江叠嶂图》，亦断言“画真、诗伪”，此画再次被判“死刑”。钟银兰不服，继续钻研鉴定。好心人劝她：“大鉴定家都说是假画，你何苦去摸烫手的山芋！”钟银兰可不这样想，她认为：此画如果是真品，将是一件流传千载的国宝；如果因为鉴定的疏漏，而被打入冷宫，岂不是失职？还谈得上保护祖国文物？她从研究苏东坡与王诜的唱和诗书法和王诜画艺入手，用笨办法，像孩子拼图一样，一到夜里就拿着王诜其他书画真迹的一块块复制品细部，与此画的细部进行反复比较。经过数年认真审读、研究、辨析，终于得出了结论：《烟江叠嶂图》与王诜其他画作、书法的笔墨完全一致，从技法特征、题材内容到许多相同字的运笔方式如出一辙，何假之有？她在本馆馆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对王诜水墨“烟江叠图”及苏、王唱和诗的再认识》，附有苏、王书法作品影印件作为印证。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特别对指为假的地方，详尽而审慎地一一剖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终断定章佩乙收藏的《烟江叠嶂图》“画真书亦真”。专家们读了此文，几乎没有异议。有经验的裱画师也认为“此画所用的绢，都是自然真古，绝非染旧”。

　　北宋王诜《烟江叠嶂图》被钟银兰“救活”了，谢稚柳不由得叹服，连声道谢。1997年元月，谢与夫人陈佩秋写了正式的捐赠书，将画献给上海博物馆。画被评价为一级品，成为“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