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京后，学友九亭兄为我制印，送我闲章一枚，刊石“玄达”，印文与刀法俱佳，愈读愈妙，自此后以“玄达”自居;后遇恩师曾翔先生，赐我墨宝“玄达居”斋号，可宝之。后来想想，翰苑上有“玄宰”、“玄照”，大为惶恐;再找找当代已有“玄壶”、“玄石”，亦觉汗颜。同道问我何以字“玄达”?我只好说“晓斐”太文，不是被人当“晓裴”来念，就是以“晓菲小姐”来称，名字不好改，换个字号总行吧。他们说这不是理由，于是乎我就搬出了《淮南子·精神训》：“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间哉?”听者作呕吐状败走……

　　其实姓名字号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拿来说事，纯属骚客们的笔墨游戏。殊不知，这“游戏”还是把自己套了进来，现在屈指算算，从拿起毛笔学写字的年头起，至今已有二十来年的光景。父亲是名教师，免不了从小就要我写大字、读文章，我临的第一本帖就是颜真卿的《多宝塔》，后来读初中的时候写过一段《灵飞经》，成了班上黑板报的宣传骨干，当时真不觉得自己会写字;直至我18岁那年遇上了从中国美院回来的陈文明先生，才大开眼界，通过对各种经典碑帖的分解临摹，让我对书法的用笔有了一定的认识，入门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时隔一年，我就加入了“永和七子”这个民间社团，三周一次的聚会从未间断过，我开始关注当代，渐渐坚定了学书的信念;在崔向君、肖文飞等兄长的引领下，我又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书法院学习、工作，从此，我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书法结缘的日子，似乎苦多于乐。我像剥离了山体的石子，被雨水带入了河流，在生命的河床中，不断打磨自己。书法让我慢慢体悟到存在的意义，并为我开启了另一扇门。我一点一点地行动，不断改变实施的计划，试图开凿通往长江的通途，首先是形式背景上的改变，从一座城走向另一座城，从一个集体走向另一个集体，期间得到朋友师长不少的帮助。在获得更多的观照后，我发现自己只是从一种形式的平庸走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平庸，从一个寂寞的旅程走向另一个寂寞的旅程，从欲望与血气所生的只会产生痛楚和激越，从时人那儿拾到的牙慧越宿即腐，从民间形式上的粗糙借鉴亦不能自适，它们皆不是我的内在;我大致感受到在痛楚和激越之间，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必有一条通道，它是中间的、内在的，是通往静心的书写，是通往中国文化中心的隐脉，是灵魂的寄托和生命的中心，快乐和安详或许就在其中了。

　　人生唯以精进见生命，选择对书法的学习，也许只是我体验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历代法书无数，它们都具有所有生命的形式，带领我走进一个个更宽大、更幽深、更高级的气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表现方式，其内在的精微总是恍兮惚兮，含虚其中，其中寓含了通人的智慧，常常让自己瞻仰不已。也许是骨子里的那份固执，觉得书法在当代形式上的革命已经走得太远，过于强调字外功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万物禀气而生，而气质各异，各人的艺途即是他生命的路途，路途的艰辛与景象对应起来，所付出的和所得到的也对应了起来。心中的体验与感悟鲜活时，才能找到自我的潜在，得到的不一定就是高级的，其检验的标准就是时间。时间的标准很残酷，只会挑选出“于天有补”、迥出时人而深得神妙的东西，从而帮助别人再去探寻，发现更合理、更高级的东西。董其昌和傅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赵孟頫都表示出不屑的态度，但到了晚年，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对赵予以赞叹。我想，这也许就是时间检验的结果。

　　有人说“一部文学史是一部贫穷史，一部名人史就是一部忏悔史，而一部书法史则是一部达官贵人史”。自古以来，书法都是文化精英们喜爱的艺术，他们大多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而我区区一山城孩子，又岂能揣度到核心的精义?但在当代也不乏从山城走出的大书家。事实上，书法与人的颖悟和广博是相对应的，却不是与他的地位和出身相对应;再次，书法与人的品质和潜在也是相对应的，却不是与他的炒作和名头相对应。我只是在书法里找自己，找世间的道理，找生命的答案，找苦痛的慰藉，找超越的可能。

　　(本文为《晏晓斐书法作品集》自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