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伽墓中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图

    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有言：“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代，如此生生不已的。中国绘画过去的历史亦是如此；最明显的是佛教输入在绘画上所产生的变化。”佛教输入中国带来了印度—希腊风的犍陀罗艺术，而祅教的艺术，则为中国带来了艺术史上的波斯风。

    祅教是古代流行于今伊朗(波斯)和中亚细亚(粟特)一带的叫作休琐罗亚斯德的宗教，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唐代曾建寺于长安，称之为祅教、火教、祅火教或波斯教。

    上世纪在中国共发现6处和祅教有关的画像石：上世纪初河南安阳发现的北齐石棺床画像石(后流失国外)，日本滋贺县MIHO博物馆所藏14帧山东出土的北齐或北周画像石，上世纪80年代青州傅家出土的北齐石室墓画像石，上世纪90年代甘肃天水发现的隋唐屏风石棺床，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画像石，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石屏风画像石。频频出土的祅教画像石，是中国美术考古史上的奇葩，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祅教画像石的类型

    已发现的6组祅教画像石，大体上分为三大类型。

    双阙型石棺床画像石 20世纪初叶，在河南安阳发现一组石棺床画像石后流失国外，分藏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的4家博物馆，被断定为北齐遗物。10多年前又有一组画像石流往海外，经美国兰利公司转手，由日本滋贺县MIHO博物馆入藏。此组画像石共14帧，学者们或以为属北齐，或以为属北周。这两组均有从汉画像石承袭而来的双阙，为双阙型石棺床画像石(北齐、北周)。

    石椁型石棺床画像石 1985年，夏名采先生发表《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指出此墓主人卒于武平四年(573年)。2000年，郑岩先生发现此组画像石与祆教有关，并发表《青州傅家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2001年《文物》第5期又发表夏名采先生《青州傅家北齐线刻画像补遗》，补充介绍了一画像石，上有四马以双杠抬一庑殿顶石椁前行。1999年山西省太原附近发现隋虞弘墓，出土了石椁并发现一组画像石。这些为石椁型石棺床画像石(北齐—隋)。

    石屏风型石棺床画像石 2000年，在西安发现北周萨宝安伽墓画像石，石棺床上石屏风共有画像石9帧。1992年，天水市博物馆发表《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倪润安先生指出，根据同墓所出俑的形制，此墓下限为隋朝，此墓可推断为隋墓。此为石屏风型石棺床画像石(北齐一隋)。

    “石床”、“石屏风”、“石椁”诸名均见于《西京杂记》。据考据，《西京杂记》为晋代著作。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和升仙思想流行，助长了“石床”葬式的发展，又由于古代北方民族如鲜卑等的南迁，助长了“石室”、“石坟”等葬式的发展。祅教葬仪禁止尸体接触泥土而腐烂，波斯本土除有天葬外，还有贵族石制的崖墓，入华的上层波斯人和粟特人，则采用了中土原有的“石床”葬式。

     波斯神话图像的传人

    在青州傅家画像石中，可以见到多种系有绶带、饰物的吉祥鸟。青州傅家画像石第九石，画面上方一有翼神兽向左飞翔，嘴含一饰物。此种神鸟——神兽即祅教经书《阿维斯陀》、《班达希申》中的Senmurv。祅教艺术史家G.Azapay指出，Senmurv即是伊朗hvarnah这一概念的图像符号。hvarnah意为吉祥，意味着照耀人神的光辉。此图可视为中国画像石中出现的较早的正式赋有祆教意味Senmurv图像，其后，此种图像频见于山西太原虞弘墓画像石中。

    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中，另有5件画像石绘有系波斯式绶带的吉祥鸟。如第一石被称为《商旅驼运图》，上空有两只颈后系二带的瑞鸟，第二、三、四、五诸石亦有此种瑞鸟。这些有绶带的瑞鸟都是广义的吉祥鸟，亦即象征hvamah的瑞鸟。在这种意义上讲，波斯式吉祥鸟图像符号的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图像世界。

　　活跃在丝路上的外国人

    本文列举的6组中国祅教画像石，是“图像证史”的绝佳资料。

    在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朝祅教画像石、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石棺床画像石、太原隋萨宝虞弘墓画像石中，均有披长发的阿尔泰系突厥人形象与短发之伊朗系粟特人与波斯人形象。安伽墓中屏右首第三图，为波斯系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图。此图应为盟誓图，还因为MIHO博物馆之北朝祅教画像石中，有一幅内容与它几乎相同的图像。此一图像可解释吐鲁番出土“高昌宁朔将军造寺碑”中“同盟”一词的含义，该碑记高昌麴氏赴突厥汗庭结为“同盟”，此“同盟”即流行于游牧部落间的“会盟”。以上例证说明，中国祅教画像石为认识粟特人、突厥人这些丝绸之路上活跃角色的历史提供了实证。中国祆教画像石中大宗的骆驼图像，正是活跃的丝路贸易的一种象征。而众多的火坛图像则是波斯拜火教即祅教流传于中土的铁证。

　　汉画像石传统与波斯风

    中国祅教画像石继承了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1937年，滕固先生指出：“中国石刻画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粱祠的石刻属于这一类。”安阳祅教画像石之9帧屏风画像石(佚3帧)有强烈的线刻风格，属于拟绘画风格。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9帧，属于拟绘画的线刻。甘肃天水隋石屏风画像石9帧，属于减地线刻，一种线条较阴刻线条为粗的线刻。以上三组可大致归属于拟绘画类。另外，如MIHO博物馆藏北周画像石，为浅浮雕。西安发现北周同州萨宝墓画像石，属于施彩浅浮雕。太原发现的隋萨宝虞弘墓屏风式9帧画像石为汉白玉石浅浮雕。以上3组为继承汉画像石传统中的“拟浮雕”一系。

    法国杰出的东方艺术史家格鲁塞，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指出，属于3至6世纪的巴米扬壁画，“有一个可贵的发现：在那些印度的僧侣、犍陀罗派佛陀以及纯罗马风的四马拉的战车旁”，同时还有很多人物形象，与“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属于7世纪的克孜尔壁画上的骑马人类似，后者也是同样具有伊朗风的”。“自库车至吐鲁番实际上正如我们所假定，都受到了萨珊艺术的启示，或者更可说这乃是伊朗绘画的一个地方性的或外围的支派。”

    格鲁塞指出，萨珊艺术也影响到匈奴、突厥等游牧部落“有着程式化的鸟类、‘格力芬’和怪物互斗的花纹的萨珊朝纺织品，对于第3至第10世纪间中亚的织造品是有影响的”。这些图像和纹样也影响到3世纪以后的中国艺术。

    北齐安阳石棺床所见入华粟特人的祅教美术，如画像石中人物造型“其体稠叠，衣服紧窄”，“衣服贴体，如出水中”，这种风格就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样，而曹家样即属于昭武九姓中曹国粟特人在华开创的画派。安阳画像石也反映了祅教美术的中国化，如粟特祅教美术以圆拱龛表现天神所在的天宫，而在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中，已演变为汉式天阙。总之，中国祅教画像石的出土，为了解中国艺术史上光芒四射的粟特画派提供了证据。

    中国祅教画像石，融合了中国汉画像石的艺术传统和外来的波斯及中亚的祅教美术的艺术风格，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