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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1-01-14 00:00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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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画商郭庆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结果被范曾起诉索赔名誉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人民币，同为被告的还有《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作者和《文汇报》。郭庆祥在文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他引用范曾的话语，等于将矛头直指“范曾”，这种含沙射影的文风显然不合批评的学术规范。不过，郭庆详指出范曾作品是“复印式的东西”则反映了中国画的普遍顽症，绝非范曾的个别现象，单指某一人不免有失公正。此外，书画市场是纵容中国画日益风格化、程式化、复制化的气候势力，由于藏家和商贩限于古玩趣味，至今沿用“以尺论价、唯古是美、因人而贵”传统陋规，完全无视艺术的创造性价值和当代性意义。中国画过于强调继承传统，导致它变成了一种僵化的古典技艺，即便自成一体者也是自我风格化复制。
范曾的字画，从技法功力和审美意蕴方面来说，均属上乘之作，而非郭庆祥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在文革结束之初，范曾的人物画开启了“传统复苏”的旗帜作用，唤起了人们遗忘的传统审美记忆，与其时中国现代派绘画兴起一样具有历史意义，从而打破了“革命美术”教条禁锢。然而，范曾像所有中国画家一样，无法走出仿袭古人和自我复制的局限，最终落入千篇一律的套路化创作模式。中国后期文明的萎缩，在美学上已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便是审美趣味的单一刻板和文化创造力的枯竭贫瘠。书画市场至今沿袭了“以尺论价、唯古是美、因人而贵”古玩标准。对于书画家而言，先要掌握技法，然后是找到一种成熟的风格，它可以是他人的也可以是自己独创的，接着便可以无限地制作，不论梅兰竹菊、山水花鸟或人物走兽，绝不会越出观赏情趣、笔墨技法的狭隘范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僵化，自然决定了书画市场的俗套胃口。
郭庆祥在文中说“现在有一位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的所谓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其实也过度包装之嫌。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众所周知，范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已取得登峰造极的名望，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来包装自己；他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和书画艺术，虽然不算博学，至少有所专攻，在匠人比比皆是的书画界，已是“凤毛麟角”，说他“才能平平”未免有欠厚道。不过，郭庆祥说“他画来画去的老子、屈原、谢灵运、苏东坡、钟馗、李时珍等几个古人，都有如复印式的东西。人物造型大同小异”则是不假，因为一名成熟的中国画家往往处于“背画”的创作路数，任伯年、黄宾虹、齐白石均不能例外。观众和藏家通常只会看重技法表现和笔墨趣味，并不尊重艺术的创造性思想价值以及社会文化意义。郭庆祥和所有书画商贩一样，离开了这些“复制式的东西”便没有生意可做，相比之下，范曾的绘画还算雅致耐看，至少能够雅俗共赏。
郭庆祥借王九川之名斥责范曾的自我评价：“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书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画分九品，……，四品，已成大师，凤毛欧伯；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未看到。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范曾的自我定位为“坐四望五”，即已是大师，还可能是五百年出一位的巨匠。这些话不过是画家“忘形”之言，虽不可全信，但却能包容，如达利等人一向“天才”自居，艺术家自以为是是一种自我激励，切不可斤斤计较。中国近、现、当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大师，更别说五百年出一位的巨匠，全然在拾古人或洋人之牙慧的匠人。当前中国书画界则是“要技术没有技术、要思想没有思想”，再高的市场“天价”也不能改变这一严峻事实。
同被范曾列为被告的谢春彦，他在《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文中更是挖苦之能事，根本不算是什么严肃的艺术批评，既迂腐而又酸腐。他说：“还是以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为例，那种仗势霸气，硬而实软，华而不实，稀缺内养，呆板颟顸的笔致，貌似清雅的俗绿恶青，掺了些墨抑或石绿的冷赭肤色，手与足的结构亦并不合理协调的搭配，哪里还有什么好灵魂在耶!其粗俗岂止‘风骨’，岂止‘气势’，岂止‘年年把旧帽端出’，那笔与墨恐怕在通俗之外就寻不得多少阳春白雪了。此真为卖得火、狂得大而导致钱通笔墨的失败之最标准意义上的实例矣。呜呼哀哉，笔墨一经钱之通，非但精妙损失干净，元气既无，在技术层面的笔墨也就大告而不妙了。”中国画的评判标准始终是“笔墨”、“风骨”的陈词滥调，历代文人如此，今日范曾和谢春彦仍在老调重弹。老实说，中国文人面对权贵势力，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灵魂“风骨”。中国画的套路化的笔墨情趣，不光反映了艺术创造力的内在枯竭，还表明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守旧没落，否则那种“复制式的东西”就不会充当“天价”艺术品。
当年郭庆祥以4000元一平尺成批买下范曾作品，随后便转手抛出，换到今天是１９万元一平尺。明眼人一定清楚，范曾在08年之前一直受官方特殊“关照”，它构成投机者的心头之患，这便是郭庆祥抛手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出于“复制式的东西”，否则他便不会涉足书画买卖，因为中国画的程式化创作模式已不止一朝一日，更不是范曾一人。吊诡的是，书画商贩的大发横财，靠的这种“复制式”的东西，它们最大不同在于观赏品相的优劣，本质上全是复制古人或自我复制的套路行活。书画家们之所以要迎合“以尺论价、以古为美、因人而贵”市场胃口，原因是中国炒家和藏家根本不尊重艺术的创造价值、内在思想、社会意义。千篇一律的“复制式”书画作品，不过充当了贪官洗钱、市侩风雅、奸商行贿、骗子做局的工具需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衰变的精神根源，简单地说就是“玩完了”。郭庆祥的愤愤不平，只会在4000元与19万元一平尺之间寻找心理平衡，否则他就不是中国的字画商贩。可以说，一个字画商贩的艺术趣味，是绝不会越出古玩胃口，强调再多的仁义道德也不能改变起禀性品位。
诚然，范曾起诉郭庆祥是完全不妥，不论的意图如何，至少他说出了中国画套路化的普遍通病。其次，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有义务接受人们的质疑与评议，不能人言不利自己便动辄对簿公堂，那样不仅造成大量社会消耗，同时有损言论自由的包容氛围。凡是经不起批评与否定的艺术，一味儿地赞美都是不可确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应当要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原则，否则艺术就不能拥有自由地表达。对此，媒体对范曾状告郭庆祥提出批评是合情合理，只是对它的背后危机缺乏洞察，中国画创作的套路化与艺术品市场的古玩陋习，它们存在一致的共性通病。像郭庆祥这样的字画商贩，本身就是中国画创作套路化、市场泡沫化的推波助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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