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物（中国画） 黄胄
中国文化雄浑高远、宁静淡泊的博大境界，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万千气象，中国文化的艺术境界和丰厚的语言与万物齐一，与自然共同生长。水墨人物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方载体，无不内涵着深厚的人文体验。从人物造型的文化方位，到笔墨的人文传承与创造都在自然中生发着时代的生命力量。
“下笔就造型”是吴作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吴先生创造性地用传统书法笔意，为时代立象造型；蒋兆和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画写生教学中提出“一笔为定” ，在传承基础上，立定笔墨为时代造型。卢沉在上世纪80年代教学中提出“下笔就是艺术处理”“下笔就创造” ，立足传统，开拓创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院学生都接受过几代先生们造型理念的教诲，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这代人在学画中对“下笔就造型”渐渐有一些体会和感知。“下笔就造型”是老一辈先生关于中国画自律性文脉的继承和关于传统、生活、创造即临摹、写生、创作教学过程的珍贵体悟；是关于中国画的重要思维特征，是笔墨与时代的传承，也成为我们长期实践和一辈子感知的学术课题，其中涵义在不同时期也赋予着新的体验和创造。
“下笔就造型”是在具象造型基础上思考意象的方式，如何相融意象与具象，对当时水墨人物画探索是全新课题。“下笔就造型”是与当下对物象形态的意象提升，它的表现方式是时代与心性的契合，它的文化意味与“文以载道”和而不同相融合；与“一笔为定”的教学主张相连；“下笔就造型”拓展了“一笔成形”的传统绘画理念，是借古开今。“下笔就造型”向生活要笔墨，又与“应物象形”“象外之象”相呼应；它是对生发艺术语言提出的要求，如“迁想妙得”“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和“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探索语言境界相融；“下笔就造型”是关于笔墨审美理念的传承与发展，向着“天地有大美”的朴素情怀而贮存，它要求笔墨与时代相一致，要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是关于学养、作画与做人的统一，如知行合一的践行。
《吴作人艺术回顾》一书记载了他上世纪60年代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说：“我们在练习书法时，一笔下去就要画出一个形象，尽管它是抽象的，不是现实的形象，但它是一笔出现了一个形象，恐怕练过书法的人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如果掌握了书法的规律，把它运用在绘画上来再现自然之物的形象面貌，这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笔墨，又丰富了中国画的造型。比如我画的大兴安岭，其中的路，完全用的是中国草书。 ”我们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经典作品的笔墨表现都印证了吴先生讲到的“中国书法的每一笔都是在锻炼下笔就造型，这也是中国画下笔造型的一个前提” 。
这时期造型与笔墨呈现了“下笔就造型”的探索性，而笔法、墨韵方式又连接着传统书法绘画的许多理念。像“一笔成形”就是传统花卉或人物画中的重要表现方法。该画法从学理看是心与象合的表达过程，传统写意花卉中的兰草、墨竹在一笔中既达到了形态传神，也内涵着笔中意象，即形外之意，而意的生发又与理想有关。在传统人物画中，以宋代人物画的意笔人物而言，多呈现的是一笔中既有书写形式，也有人物意象形态，每一笔既融入物象结构意象，又与主体精神和审美指向共存，是一种整体观念产生的笔墨表达方式。“一笔成形”的意象特征是写意精神：写，借物喻志；意，与怀抱相合。它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地人和的理念、尽心知性的思维表述，又借助由技进道的思维特点，使“一笔成形”与书法笔意相合相照。元代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这里的“八法”是永字八法用笔，出处均来自意象。王菊生在《中国绘画学概论》中说，唐张怀瓘称书法为“无形之相” ，书法的点画结构形式可唤起我们对现实事物及形体动态的联想，简直是“以字作画” 。这里可以看到“一笔成形”的书与画联系，其思维和呈现方式更趋于人与自然和谐，进而达到人对自我完善的一种追求。
正是这样的文脉传承，我们看到吴作人在讲到“下笔就造型”的理念是老一辈艺术家心灵的呈现，所想与所做达到了一致。吴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的一系列与骆驼有关的创作，是在西部体验生活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写道：“戈壁滩上的骆驼能够负重致远，不畏艰苦，跟牦牛那样雄浑与猛冲不同，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又“骆驼是另一种力的表现，它任重道远、负重耐劳、坚忍不拔，体现着刚毅的意志” 。 《任重道远》造型中每一笔既有骆驼形态，又赋予笔墨含着坚韧刚毅和任重耐劳的意象。“下笔就造型”在吴先生画中沿着“一笔成形”意象充满了创造与生机，笔墨的时代感发和笔墨方法正是在心传之中，又回到被感动的生活情景来领悟“下笔就造型”的奥妙。吴先生把书法一笔意象转化为现实生活体验的造型语言，赋予了笔墨时代生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此产生的许多经典作品与生活、创作和教学都息息相关，使“下笔就造型”的人文体验生生不息。
方增先的经典作品《说红书》 《粒粒皆辛苦》等，内含着“一笔成形”和“一笔为定”的理念，创造了以没骨造型与线造型融合的现代人物画表现方法。方先生在上世纪60年所著《怎样画水墨人物》影响了几代人。上世纪70年代，我学习中国画从这本书开始临摹和学习，方先生将传统没骨花卉方法从理念到实践，创造性转换为现实人物写意方法，开拓出新中国水墨人物画新画法、新理念。方先生在书中示范了写意人物画脸、画手、画脚和衣服的基本画法，一笔画下来就指向结构，并以笔笔见结构来造型。这里书法笔意延伸和花卉笔法的转型与意象思维的转型，都在时代语境体验中创造性地生发出现代人物形象造型与笔墨的时代感，其用笔、笔法、墨法的语言与造型结构成为一体，成为具有时代审美的艺术风格。单国强在评明代花鸟画家陈淳时讲到“陈淳追求平淡天真的意境，其所画的形象略去了一切细节，取其大形，寥寥几笔写出物象神态，水墨犹如泼出。大块面点染，浓淡交融，却极有质感，笔墨韵味俱足” ，方先生水墨人物画在一笔中含有浓淡，下笔有质感、有意象、有气韵，于“下笔就造型”中也贮存着“一笔为定” ，“一笔成形”的内力既解决了素描造型对水墨人物结构的要求，又保持着写意文化持有的精微品质和水墨气韵与意象的内在精神，笔墨创造性的转换在述说着一代人的审美观。
这一时期人物画“下笔就造型”的理念，在实践中中西融合，并通过教学来学习和掌握其造型基础，同时“下笔就造型”又紧紧相连传统线描艺术，蒋兆和谈到“如北宋李公麟所创造的白描，不仅具有高度的表现能力和艺术的完整，而且起到了稳定国画造型基础的作用，为后世的典范” 。张仃谈叶浅予人物画，讲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先生给他的回信上说：“我想多学学传统，试试宋画的方法，画现代人物。 ”两位先生都讲到要认真学习宋画，后来我们渐渐体会到宋代许多人物画都把握了“一笔成形”与“九朽一罢”的表现方式。我们看李公麟的《五马图》 ，以极简的概括，将客观形象与主体心性形象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白描高峰。细观摹，李公麟画人物、画马造像都在精准感觉之中，这种精准内涵着“学问思辨”的厚积薄发，尤其是对意与象的关系、深入理解和体验，都向着“言不尽意，得意忘象”的理念来感知精准的方位，可以说达到了豁然贯通的“一笔为定”与“一笔成形”的人文境界。正如蒋兆和讲的“一笔为定”是无数次的“起稿立意”过程之结果，这其中为体验悟道，结果是在“应物象形”中以骨法用笔和书写之意来呈现。今天学习和品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物画，在人物造型笔墨中，老一辈艺术家自觉地在“一笔为定”“下笔就造型”的理念实践中以传统出新，中西融合，以中为体，为时代立意、立象、立格。
黄胄的《洪荒风雪》以书写的线条，多笔重叠其“一笔为定”的画法；蒋兆和的《给爷爷读报》以楷草之间的笔意，线借助光与结构的精确融合，以“一笔为定”的方法造像；叶浅予的《夏荷装》以书入画，流畅舒展的笔法在起承转合中笔下生意；卢沉的《机车大夫》以书写的线条，转换为具有凝重钢铁意味的线造型；姚有多的《新队长》 ，“下笔就造型” ，笔笔都在人物形象结构中；刘文西的《祖孙四代》以厚重的楷隶式笔法指向若高山般的人物，人物造型“一笔为定” ，笔中有意象，笔法是象征；杨之光《浴日图》的没骨画法，柔中见刚，下笔肯定，意象温厚；王盛烈的《八女投江》 ，每一笔都定格在刚毅若磐石的感觉里；林风眠的《轧钢》则将书写之线转化为直线，带着构成式的人物造型……还有许多老一辈先生的好作品无不透着真诚敦厚的情感，画着他们心中的理想和理想中的劳动者，他们创造的艺术形象和一切语境是温暖的、饱满的、厚重的。先辈的创作与写生，以和而不同地探索“下笔就造型”的人文体验，呈现了一代中国画的艺术创造语境，使我们后学感受到传统与时代相融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田黎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