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辈书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书家或家学渊源，或后有奇遇，这才在书法上有了一番成就。可今天讲到的这位却是一生平凡，并无值得大书特写的人生经历，惟以艺鸣，而颇为时人所重。他就是晚清篆刻大师——吴熙载。

吴熙载原名廷扬，字熙载，后改字让之，因此也常有人称之为吴让之。让之出生于江苏仪征，自小家里就很穷。他的父亲是个相师，就是靠给人面相算卦为生的，他的祖父也只是个穷士，没留下什么家产。他的母亲虽是盐商后裔，但正是因为家道中落才嫁到了吴家。所幸母亲贤惠，父亲也能“名文、相字、志书”，因此小让之成长环境虽苦但也没缺衣少粮，还读了不少书。

吴让之一生无缘官禄，亦无功名，一生行踪也只限于扬、泰等地，贫困时还要“子承父业”，算卦为生。然贫贱不移，他从未对命运的苛待有所抱怨，即使因战乱流离失所，也只为国家危亡而感叹。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秉性，他的字中才能有“气贯长虹、刚劲有力、咄出新意”之态，他的篆刻才能得“邓派”的风骨神髓，从而成为晚清艺坛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大家。

吴熙载的篆刻水平在当时首屈一指，就连颇为自傲的赵之谦都会请他品评自己的印蜕。继承了“邓派”以书入印的雄风，吴熙载的篆书也十分了得，颇受时人所重，尤其是他那一手好似“吴带当风”的小篆更为人所传颂。

#1

机缘巧合入“包门”

“包门”指的是清代书家包世臣一派。他自拟为“右军第一人”，对自己的行草尤为自信。相比其书技，其书论更精，在清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碑学运动中，一共有三面大旗，即首倡者阮元、传播者包世臣和总结者康有为，可以说是其中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对于寒门出身的吴熙载来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他是怎样拜入“包门”，并成为包世臣的得意弟子的呢？

吴熙载年幼时，父亲吴明煌曾在扬州给人算卦为生，巧合的是包世臣当时也在扬州暂居，而且就住在吴家附近。包世臣曾言：“余常避雨肆中，与君谈相人术”，说的就是吴熙载的父亲。

缘分的加持下，吴熙载顺利地成为了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多年后，包世臣途径扬州，师徒二人再重逢时，包世臣作诗道：“忆余初游邗，诸君童或卯。及今当远别，伟矣皆英彦。”大意是初见时还是孩童，如今都长大成人了，如此感慨可见情谊深厚。

对弟子吴熙载的书艺水平，包世臣也是十分认可的。包世臣曾为其父吴明煌作墓志铭，铭文中称其“博学多能，书法尤卓越。”毕竟是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徒弟，自小就跟他习书练字，因此师徒二人在书法创作上有很多共通点。比如二人的行草作品都是字字独立，牵丝引带较少，这是因为包世臣要求弟子需得临帖百遍、注重细节，虽然这打造了吴熙载的书法基础，但运用在行草上却少了些连贯性。

此外包世臣极其注重执笔方式，强调笔要一直保持“中锋”状态，无论是作何种书体。这一用笔方法可以说影响了吴熙载终身，直到其晩年在《与魏锡曾手札》中还提到：“作书之事，无涯际，自初唐至包先生，凡几辈，自必以毫分为骨气，篆则毫聚，分则毫铺，皆见北碑，南朝亦共守此法。”可见包世臣对其影响之深。

#2

远追师祖学篆隶

吴熙载的行、楷取法包世臣，但他成就最高、名声最大的书法却是篆隶。他的篆书、隶书学得是邓石如，也就是包世臣的师父，因此可以说吴熙载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

邓石如是在篆刻上首先提出“以书入印”，以书法的方式加入印文，由于他的篆刻艺术风格鲜明，独树一帜，技法精湛，世称“邓派”。吴熙载不但继承了邓石如“以书入印”的特色，还发展并提出“书印结合”、“印从书出”的新主张，在制印时参入篆书笔意，增加印文的书写感，将书写时的柔软流畅和制印时的冲侧果敢融为一体，浑厚生动，为当时僵化的印坛吹来一股创新之风。

在篆书上，吴熙载以邓石如的用笔方法施法汉代篆刻邓，又因吴熙载结合篆刻的艺术特点，有“铁笔写篆”之感，使得他的作品刚健有力，充满金石铸造感。代表篆书作品《宋武帝与減焘敕》、《三乐三忧帖》、《梁吴均与宋元思书》等，结体修长，中心较高，方圆互参，气韵犹如“吴带当风”。

此外邓氏篆书以隶入篆，朴实丰茂，吴熙载巧妙地把握到了这一点，在自身篆书创作之时，参入隶书笔法，并且增加提按，使得作品生动且书写性更强。

邓石如的隶书吸取汉隶之精华，匠心独运地在融入个人风格元素，在有清一代众多善隶书家中独树一帜。而吴熙载也专研汉隶十五年之久，尤对汉隶结构有着深刻的理解。写隶时他将结构中心收紧敛而肢体舒展，极具古意又不乏创新，可称为清朝以来篆隶书体革新者之一。

吴昌硕说过：“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这是吴昌硕对吴熙载篆隶的肯定，但也正是因为受邓石如和包世臣的束缚太深，加之晚年缺少潜心创作的条件，吴熙载最终未能创造自己的风格，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