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战乱，社会动荡，同时也打破唐人建立起来的书法秩序。杨凝式历官五代，佯狂避世，于书道别有会心，楷行草三体均能出新，抗衡唐贤。其自由、写意的艺术精神，遗世独立，风标高举，虽与时尚院体大相径庭，却在北宋后期得到积极的响应，其中有一漫长准备过程。

根据宋人的记叙，其时士大夫志存高远，于书法轻忽不为，但能用度而已。即便偶有所好，必发自天性。另一方面，没有社会功利的驱使，书法之艺术的投入即失所用，无用则无规范标准的束缚，为天性好书者提供了足资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和轻松，以及十分宽容的社会氛围。

北宋前期，书法风潮多变，楷模的范围狭小而为时短暂，人们大都随波逐流。据米芾《书史》所一言，宋初书法随太宗所好，悉学崔、王；后李宗愕主文，士子皆学其书；宋缓执政，倾朝仿拟，号曰朝体；韩琦为相，雅好颜体，士俗景从；蔡襄书贵，士俗同趋；王安石为相，士俗争效，“自此古法不讲”。如果加上李建中、周越、苏舜钦等名流，则北宋前期书法，即可见其大概。

一般说来，书法时尚、书法史所载，大都与朝廷翰墨有关，应系俊彦康集、权势干扰的缘故。所不同者，汉唐楷模归于国家，北宋则转为个人，故尔不能长久。新的市民生活与思想文化，也在影响着上大夫的书法观念和志趣。蔡襄《论书》云：

书法唯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蔡氏之于书法，用功颇勤，诸体兼修，然仅行书、小楷、草书见称，见解虽高，而力学不至，天分缺耳。又，风韵，本指人的风姿韵致，借来评论书法，用意近似。在于蔡氏，其韵本指晋字的“风流蕴藉之气”，是人书合一的艺术灵性与生动，是充溢着人文精神的自在与洒脱。唯其用语自世俗而来，遂转化为具有时代痕迹的新意，能够与晋唐媲美的北宋书法，即本之于此。

评宋代书法，冯班《钝吟书要》有“用意”之说，梁巘《评书帖》有“尚意”之说。其前，项穆《书法雅言·书统》于宋代云“意气精神”，较清人之评为详，也更准确一些。苏轼《跋汉杰画山》有“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之语，观士人书，亦当如是。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有“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句，可为苏轼语注脚。

意气精神来自于人。晋唐之“象人”的努力，是移人入书，尽可能地使书法具有理想、普遍的人格之美；宋人务使书法“象我”，象具体、实在的书家自我，具有真实的个性人格之美，不承担社会义务，工拙还在其次。比较而言，宋人书法中的“韵”，包括外在的风姿意态、艺术个性及品格等可视、可以感知玩味的美，旨在雅俗，而归结在人；“意气精神”来自对人的总结，位居字外，属于形而上的思考，诸如书家的天资学养、性情操韵等，凡可作用于书法者，均在其中。黄庭坚《跋周子发帖》云:

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类。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之罪，非学不尽功也。

病韵的原因是读书少，读书少则胸次不高，昧于识见，是以意气精神无由生出，风流儒雅无从见于笔端。

这里面有一个误区：苏轼道德文章、诗词书画，事事皆第一流，富天资、真性情居中起到重要作用。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所言“退笔如山来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旨勉励后学，勿忘其本。黄庭坚作为苏轼门生，从苏字中体味到“学问文章之气”，即以读书为万灵药方，兼及书法与人，是片面的。其实，比肩苏轼道德文章者未必善书，如果缺少天资、性情等必要的转化媒介，虽名贤宿儒亦必拙于笔墨，或不免于俗。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又《记潘延之评予书》云：

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子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唐贤颜筋柳骨，集古出新，功在字内。苏轼学颜，取其厚重平实，复上溯镬工，妙出字外，卓然而成北宋后期书法的表率。

黄庭坚游于苏门，而书法极重个性，《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中“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诗句，可以作为其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与苏轼相比，苏字才高气华，功力稍逊；黄字功力过之，而才气小劣；苏字须观字外之妙，黄字美在字内之奇；苏字意足，黄字韵胜；苏字妙尽灭然，无意于佳而佳；黄字姿媚百出，有意于是，而果然如是。与古人相比，苏多“不践古人”而未远，片人，仅以歌侧肥密为异；黄字力学古人，而行、草皆大逾其制，且草书以慢笔开奇境，行则风姿绰异，均能标置成体，直逼古贤。

与苏、黄鼎足而一的米芾，道德文章皆不足称，但其醉心翰墨，熔铸古今，终以书名而著青史。米书始于“集古字”，其力学前贤、得用笔之妙，可以方之山补；其字面目多变，锋芒所向，神气完足，此为苏黄所不及。苏黄均正人君子，作字有其顾忌；米芾率性以颠，笔挟风雨，不待酒酿，而意气纵横。所谓“意足我自足”“刷字”等，均其传神之语。

在宋四家苏、黄、米、蔡之外，工书者还有沈辽、蔡京、蔡卞、薛绍彭、宋徽宗等。其中蔡京以奸位而身谢艺衰，徽宗以能草书和创瘦金书而垂名后世，余则为苏黄米的光辉所掩，罕见其传。宋徽宗即位以后，恢复书学，后人翰林院书艺局，复改置书艺所，招收生徒颇众。惜崎嵘薄暮，还没有所作为，即随着金人的南下而烟消云散了。

宋室南渡，书法承前代余绪，为小康局面。高宗酷肖乃父徽宗，政治无术，畏敌如虎，却醉心翰墨，耽于书道。其书学黄，因以解除党禁，复学米，遂使苏、黄、米屯家贵重于时，学者风从，不无可观。后乃力学魏晋，限于天分，未克大成。其时学苏者如赵令畤、刘煮，学米者如王升、米友仁，堪称翘楚。个性较强者如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虞允文、吴据、白玉蟾、张即之、赵孟坚等，虽不能尽去前贤烙印，要亦能楚调自歌，不谬风雅，备具宋人书法气息。

比较而言，北宋前期书法的萧条，出自人为的轻忽，缺少必要的社会环境。后期赖欧阳修、蔡襄的鼓吹与实践，苏、黄、米比肩而出，骤然掀起滔天巨浪，此固然为英杰能事，而欧、苏、黄之次第的师生关系和影响，也在发挥重要作用。米芾曾得苏轼指点，定为夹辅。这是一个以苏轼为核心的书法群体，短短几十年的辉煌，即足以跻身于晋唐胜流。南宋得苏、黄、米之书法创意的启迪，心性眼界均胜于北宋前期，纵无大家，而余澜可观。

从历史上来看，汉、唐书法密切联系实用，都是“官本位”。东晋南朝书法，由魏晋风度引发士大夫清流时尚，实用的重心建立在世族文化基础上，书法成为比义风雅的象征。北宋时期，从前贤学书于晚年的赋闲消日，到后哲的技道两进，完成了书法脱离官本位之后的“文人化”转变和发展。这种发展，是书家个体写志抒情、寓心适意、不带社会功利色彩的清娱雅好，是文人士大夫假于外物的修身形式，人与书再度被统一于风雅，实现自江左清流群体时尚风流到宋代书家个体艺术风流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