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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出家后的书法被称为“弘一体”，这个“弘一体”曾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近代包括鲁迅、叶圣陶、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对“弘一体”极尽赞美之词，认为其书法平淡归真却不失精神气质，毫无一丝烟火气息。观其书令人心如止水，其书法境界与佛家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的思想颇为契合。
一法万缘五言联（1919）
在上世纪最后的一年，也就是1999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旗下的专业期刊《中国书法》杂志，组织专家和群众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李叔同赫然当选，这意味着“弘一体”的艺术价值得到了书法界业内专家的普遍认可，而李叔同也被推举为上个世纪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之一。
即今若觅七言联（1921）
在历史上那些文化名人和书法界专家的眼中，李叔同的书法是杰出的艺术佳作，但很多普通人和书法爱好者的目光中却充满了质疑，他们很多人发出疑问：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李叔同的“弘一体”到底好在哪里？是笔法高妙？还是结体奇巧？或是章法取势有其独到之处？李叔同的书法如果真有专家们说的那么好，为什么却少有人学习？
佛号与莲池大師偈语（1922）
其实“弘一体”既没有什么笔法上的高妙之处，在结构上也丝毫没有刻意安排，章法上也取顺其自然之势，一切都是文字原生态的样子。李叔同的“弘一体”放弃了书法中诸如笔法上的中锋、侧锋并用，结字上的险绝与奇趣共求，章法上的取势求奇之类的笔法与结字乃至章法上的一切技巧性的东西。李叔同出家后用最简单、最原生态的方式来做书写字。
佛号与慈照宗主法语
考虑到李叔同人生变化对他书法艺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在分析“弘一体”时就必须以超越艺术，体会人生，感知洞察人心，并以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来全面审视“弘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其书法的分析才会更全面，才更有高度和境界。
元妙叶禅师《十大碍行》（1927）
当然，我们也可以只是站在书法艺术的角度，只在纯技术层面、用世俗的眼光来打量评价“弘一体”，如果这样看，“弘一体”除了“简洁纯静”实在是没有什么分析价值。用这种方式来评价“弘一体”会与专家对其作出的高度评价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也有充分的道理。
致某居士
但是，说到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评价一个人的书法，书法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被赋予的内涵极其丰富，书法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笔法、结字、章法这些纯技术性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广泛包含时代、人生，正直忠义、高远境界，情感表达等各种内涵。在中国书法的评价体系当中，评价一个人的书法往往会与他的时代背景、人生境遇、精神内涵、思想境界、人品学识等很多因素相联系。
佛号（1930）
正是在这种评价体系下，才产生了《兰亭序》这样的千古经典，而如果没有这种综合衡量体系，《祭侄文稿》也许会无人问津，会被抛到角落里，苏东坡率性而为的《寒食帖》也不会被奉为经典，更不会被推举为“天下第三行书”。
说到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书法中的综合评价体系会不会产生误判，会不会将一幅垃圾作品错认为经典之作？会不会将一个水品低劣的书者错捧为杰出的书法家？
一即文随七言联（1931）
在传统的书法综合评价体系中，这种情况是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综合评价是多方面考量，基本能准确衡量一幅作品或一个书法家的艺术价值与艺术境界。就拿李叔同的“弘一体”来说，“弘一体”在技术上的返朴归真是建立在李叔同早期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之上的，是李叔同书法艺术长期的深厚积累后，有意识地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而这种境界又是有着极高深的佛教思想来作为其引导的。这种艺术追求与佛教思想的高度融合，使之成为极有意义的书法艺术探索，这在书法史上是非常难得的尝试。
广大清净七言联（1932）
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在李叔同出家后，书法风格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由早期的极具魏晋神韵的书风慢慢的向着纯静至简方向发展，直至摒弃了各种修饰技法进而返朴归真。从李叔同书法风格的转变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到佛教“一切皆空”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书法风格的转变也体现出他在感悟佛家所给予他的超逸的处世态度。
如来普贤八言联（1933）
李叔同出家后诸艺皆废，唯有书法不辍，在谈及他继续作书的原因时，李叔同说道：
“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戒。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趋佛道，非无益矣。”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李叔同弃俗剃染之后继续作书是为了弘扬佛法，对于佛法与书法的关系，他曾说：
“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写好字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
此后李叔同将研究佛法作为他的本分，他的书法只是他弘法的一种工具，而他书风的转变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李叔同出家后的书法作品更多是以抄写佛教经文的形式呈现，而写经对字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宣和书谱》中记载：
“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
佛号（1934）
从这段话中可见，写经要一笔一画，要工整认真，不容苟简，这种要求与李叔同的“弘一体”的特征极为吻合。除此之外，写经还须将“精诚”贯注到笔端。李叔同出家后，他曾将自已所书的佛经展呈给印光大师，求其加以指点，印光大师认为李叔同的字“文人习气未脱”，告诫他“唯有精诚”才能得写经之法。在“唯有精诚”佛义的教诲下，李叔同的书法于一点一画的书写中体现出写经时的虔诚之心、禅定之意，并通过书法风格向着纯静至简的转变来摆脱“文人习气”，来烘托淡泊空灵的佛法境界。
《咏净峰寺》诗（1935）
李叔同“弘一体”书风的形成，是基于李叔同扎实的书法功底，广博的学识修养，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佛教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更是主要因素。“弘一体”经历了数载的锤炼与打磨，是李叔同人生经历与感悟的一种浓缩，学习和欣赏“弘一体”要注意领会其内涵，感受其背后高深的佛家教义。切不可仅看其表象，或对其简单模仿，因为不具备李叔同的佛法境界与审美意象，难免流于简单评价，或愧显东施效颦之态。
华严宗大法师名号（1936）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1937）
念佛救国六言联（1938）
一心平等五言联（1939）
闽南佛法四言联（1940）
灵峰（蕅益）大师警训（1941）
常获恒涂五言联（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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