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数个“乱”字,在网上引发争议:“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体,肯定是赝品。”
其实,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物真伪判定的层面。那么,汉字繁简,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简化汉字,历史的积淀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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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更是汉字生命现象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所以说,繁简并存,在汉字起源之初就已如此。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简化与繁化,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
时至战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更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时空舞台。秦代一统,书同文字,小篆虽以规范统一的字体在法理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特别是其中的古文与籀文,尽管都以“重文”身份列于正篆之后,但古文简,籀文繁,即是繁简并存最为直观的体现。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世代相传。
东晋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中“東”字与“馬”字的写法类似于简化字“东”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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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
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请、谨、计、谓、谁、语、诛、记等字。还有同音替代者,如“餘”字,《说文解字》:“餘,饶也。”为丰足,宽裕义。《说文解字》:“余,语之舒也。”《尔雅·释诂下》:“余,我也。”作语气词或第一人称代词用。二字古音相同,汉简就用简单的“余”代替了繁复的“餘”。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绛、说、坏、劝、听、体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放区和建国后新出现者只有101个,不及总数的20%,而其余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68个,秦汉96个,魏晋南北朝32个,隋唐五代29个,宋辽金元82个,明清53个,民国60个。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时代性。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文字。现行简化字从形体的具象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来说,确实不及象形化程度较高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构形也缺乏充足的理据性。但是,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汉字简化史。简化字和繁体字共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不可偏废。当然,汉字简化也要坚守汉字自身的特性,遵循特定的规则,并不是越简越好,1977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就因造成社会乱象而被停用。
“宋四家”蔡襄的《远蒙帖》中也出现了近似简体字的“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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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规范汉字是迫切需求
当下,汉字应用已经完全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伴随网络技术、电子产品等的迅速发展普及,现行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不仅如此,在世代中华儿女的精心呵护下,汉字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使者,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无可替代的桥梁。
然而,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汉字应用能力有所下降,规范书写受到一定冲击。一方面,电子智能输入给传统书写带来挑战。电子产品、无纸化办公、网络虚拟社交等新事物让人们书写汉字的频率越来越低,提笔忘字、写错字别字的现象愈发频现。另一方面,刻意追求标新立异使汉字的应用出现不规范现象。年轻一代用谐音等方式来求新求异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每年都会产生一批网络热词,出现了诸如“集美”(姐妹)、“BT”(变态)、“584”(我发誓)等网络表达形式;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强势发展和广泛应用,任意改造汉字而成的表情包更因新颖独特而被年轻人所喜用,规范汉字的形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变异。
此外,规范汉字书写中笔顺不规范一直是困扰汉字生活的常见现象。如极为简单的“口”形构件,生活中多见“竖+横折左折”或“竖折+横折”二笔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民众汉字文化知识的欠缺也造成了一些汉字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比如,将“冒”的上部写成“曰”形,将“肺”的右边写为“市”,书法创作中把“范仲淹”书成“範仲淹”,等等。
电子产品的使用势不可挡,但对当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历经十年研制完成并公布,它对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3月1日,《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的正式实施为规范汉字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要全民自觉,需要全民参与。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的时代性。面对繁简不同的汉字历史形体,我们不能拘泥于一隅,更不能将其片面地作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从网友对汉字繁简问题的热议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相关专家学者在深入发掘汉字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应当重视研究成果转化,让学术研究走向生活,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汉字文化和汉字知识。文化自信首先是语言文字自信。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必将一直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助推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扬。(作者雷黎明,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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