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人。文献表明,冯亚珩对绘画的兴趣也许来自民间工匠到冯家庄园做的装饰雕刻彩绘。15岁时,冯亚珩被胞兄冯建吴带到成都,在这位胞兄与朋友们共同创办的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从这时,他才开始对用笔在纸上作画有了复杂的理解。两年的学习让冯亚珩在艺术上认识了石涛、八大、扬州八怪、虚谷和吴昌硕,这是一个时间并不长、但却具有决定性的经历。

那些在艺术史上并非循规蹈矩的画家的艺术给了冯亚珩极大的影响。要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艺术的影响已经通过各种学校扩大开来。所以,当冯亚珩在学习传统笔墨的同时,也在素描与色彩写生方面开始有了训练。也正是在这期间,他阅读了鲁迅和巴金的著作,两位时代叛逆者的文字也给予他深深的影响,挣脱枷锁、走出封闭的家庭是那个时代的空气,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他这类年轻人的性格。概括地说:地方大户的家庭背景、古代画家的影响、西画的知识、新兴文学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思潮,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冯亚珩的基础,它们在时间上与理解中化为对其精神的支撑。

石鲁是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来说，石鲁以其鲜明的个性张力与强烈的艺术风骨，备受人们的争议与关注。在其他短暂的艺术人生中，以全部的热情与生命为代价，实现了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艺术创新的艰苦探索。他从一个封建旧家庭的叛逆者、一个以美术为武器的革命战士、一个新的绘画风格的开拓者，升华为一个与现实命运展开殊死抗争的艺术殉道者，从而成为20世纪命运最坎坷、最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作品奇崛雄伟，峥嵘神秘，被称为“野、怪、乱、黑”的代表。然而，石鲁早期的绘画艺术创作，贯穿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气质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生活，在陕、甘、青的藏区、建筑工地，画了许多写生，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生活道路、思想和艺术主张，与时代精神协调一致的是他早期绘画艺术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原动力。

重视生活感受与写生，是石鲁山水画创新的一贯立场。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总是寓于具体的生活形式里。”石鲁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或许是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这是造就其绘画艺术出奇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为画而生活则画死。为生活而生活则画活。当有生活而求画，不当欲画而讨生活。”“直接参加生活始能将生活移入内心，间接旁观生活，无非以生活陈列于画面。”“画蒙生活为营养，生活藉画以显精神。”

石鲁的生活观反映出他杰出的思辨能力。基于对生活重要性的认识与把握，石鲁提出了“深为基础，漫天撒网”的生活体验方式，“深”就是反复深入生活，“漫天撒网”是随时随地地研究与观察生活。为此，石鲁还提出了“观物以探真，观我以通德”的理论，这成为其生活体验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学画先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探真，观我以通德，而后始可言流美矣。”

石鲁首先从物质“运动观”出发，阐发“观物以探真”的普遍原理，充满了强烈的思辨色彩。他说：“一切物，无不运动，运动产生生活、生火、生命、生机、生趣，生生不穷，为之衡律。……凡物皆各有本，即物之真性，生活即运动……生活枯竭，画必凋败，是为源泉火种也。画无源何以产生命，画无火何以化精神，故物与画者当互为依存转化谓之运动观。”

其次，石鲁论观物，十分强调物之精神，并力求物我“心心相印”，达其“观我以通德”，创造物之万千形貌，以传神达意。他说：“精神即物之核心，物为精神之表象。凡物皆有心，画者亦有心，只有心心相印，才能心照而宣。”另外，石鲁“观物”，最终须达到“探真”的目的，而其观物之法也是千变万化、天机无限，其间流露了画家对于生活的热爱之情与对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

他说：“观物当面面观，变动观，上下观，远近观，表里观，无所不观，无微不至，必熟才能活。”“生活之主体为人，观察体会人以类万物之情。观物细才深，观物广才远。”“观察生活，洞悉物理，既要冷观静观，更要热观动观。要直观，亦要默观。”“画者观生活如赏画，才能使观画者如赏生活。”石鲁观物，可谓花样翻新，穷形尽相而神交为先，并强调凝神默想，达其神形兼备之功，归乎一意一笔之奇。

总之，石鲁的早期绘画艺术创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年至60年代,从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中国画对于陕北高原自然美与黄土魂魄的发掘,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画家能够如此成功地用画笔表现陕北高原的壮阔与雄伟。

其二,他推进了新中国画对时代精神的表现,他早期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是画家对革命和新时代生活由衷的赞美。同时,石鲁又是一位极具革新品质的画家。他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艺术中汲取养分,并予以现代化改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的绘画具有雄伟磅礴的气势,将革命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熔铸到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创作中,在新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其三,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试图在历史的文脉与现代时空之间架起一座可行的桥梁,在“朝着社会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和创造新中国画的新境界新形式这个目标前进”时,具有了更深更厚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