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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12 15:24 来源:未知 作者:fab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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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后的光亮与过渡
欣赏一幅传统中国画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悠久的文明史早已在人们的心中养育了约定俗成的审美模式：如洗的青山、清澈的泉水、丛林下的茅屋、荡漾的孤舟；在林间自由飞翔的小鸟；如水的月光下执扇仕女……一幅幅远离人间烦恼、富有诗意的山水、花鸟、人物画卷，历朝历代拓印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其放逸的芬芳消弭着画卷外令人窒息的世俗之气，在这不经意的平衡中，人们在日出日落间享受着生命。
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震塌了千年的封建帝国大厦、打碎了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也惊醒了大厦里才子们的艺术之梦。这次中华文明面临的不再是可以轻松相融的佛教文化，而是伴随着坚船利炮的西方文明。但五千年造就的文化航母并没有在硝烟中很快沉没，她一边堵塞着甲板上的弹洞，一边继续着沉沉浮浮的航行。在这场惨烈的文化之战中，艺术才子们为了民族艺术的生存与振兴而奋斗。
主要艺术硕果成就于二十世纪前半页的一批传统型大师：傅抱石、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等，继续用如椽之笔演绎着传统文化精神，因为他们的努力，传统文化在艺术上闪射出了最后一束耀眼的光亮。但在耀眼的光亮中，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中国画的艺术精神盛筵过后的落寞：傅抱石前无古人的笔墨技法中，已包含了他留学日本学到的水彩技法元素。齐白石大部分作品的内在精神已经开始疏离出世脱俗的道释文化，更多地展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民内心的纯良和质朴。潘天寿尽管自认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画家，但他在画面中把强调视觉效果的构成关系推到极致的创作方法，倒使人不敢相信他从未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中国画传统技法方面几乎无所不能的张大千，最后留名史册的却是他晚年的创作，具有浓郁西方现代艺术意味的泼墨重彩作品。黄宾虹出入无踪迹的笔触形成的晦明有度的画面，实现了他终身追求的“浑厚华滋”，但其中已寒塘雁迹般地融入了西方艺术安身立命的明暗关系。尽管在这一代大师的作品中传统的艺术精神，已不如古代大师作品中的那么纯粹，但传统文化还是被他们演绎成一场辉煌的压轴戏。
其时，在亡种灭族的威胁下，以出世脱俗为精神指归的传统中国画，客观上背离了人类求生存的本能，成为走向亡种灭族命运的催化剂。
面对此情此境，1917年康有为的痛首疾呼：“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应该是代表了当时热血人士的心声。
两千年的中国画急需新的精神作为路标。
一条文明之河的发展与壮大，仅靠源头之水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要靠途中不断地汇聚百川。
其时，由徐悲鸿引进的更为适合时代需要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着中国画的道释文化精神。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徐悲鸿、蒋兆和及徐门一批弟子，缘于特定时代激情的感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为唤醒和激励民众奋起斗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战争年代作为战斗武器的现实主义，到了和平年代，她通俗易懂的特性很快演变为协助统治的有效工具。
近几十年中，主体功能作为政治附庸又失却传统文化作为内在支撑的现实主义艺术，走入被功利化应用和与传统文化产生深层次矛盾的双重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大量政治性图片被当作艺术品供奉，客观上成为政治治理中的教辅材料，现实主义的深刻性、批判性被肤浅的、表面的真实性鱼目混珠。红、光、亮的肖像与矫饰的现实生活图画都是挂着现实主义的招牌，让现实主义蒙羞。第二个困境是在艺术趣味、语言、技法诸方面，都难以适应现实主义艺术的中国画，客观上成为现实主义的对立物。对中国画而言，现实主义艺术有喧宾夺主之嫌，隐隐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民族情结。近几十年对徐悲鸿各种是是非非的言说，皆根源于此。在这双重困境下，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画领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从而现实主义艺术开创于徐悲鸿，成熟于徐悲鸿及同代人，这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更令我们猝不及防的是(这也是徐悲鸿所无法预料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使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对应于古代社会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存土壤，比春天的积雪消融得还快，符合现代高科技文明特性的抽象思维，正一步步化解并无可选择地逐步取代着古典的具象思维。虽然，现在世俗的生活中，古典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有着很大的市场，被许多老百姓及一些跟风的文化人钟爱，但艺术品的真实生命，不是由当时社会表面上的接受度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作品是否符合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是否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艺术语言。这让人们自然联想到在19世纪，当初被排斥的印象派，最终彻底取代了当时许多风光无限、地位至尊、深受世俗推崇的古典风格画家的历史场景。当代艺术史论界巨擘贡布里希有极为准确的描述：“连当今历史学家对19世纪的‘官方艺术’的了解也微乎其微。”因而，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只能作为中国画艺术与西方古典艺术交汇的历史存在。徐悲鸿引入的现实主义艺术，对中国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倡导和普及现实主义，把其中内含的西方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科学精神，融入了中国画。实事求是、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引导中国画家走出对传统文化的冥想而转向现实生活，构架了一座从传统通向现代的桥梁。
我们如果再乞望于时过境迁的、矫饰的现实主义，只能把中国画推向死亡。
“历史是无情的。”虽然是一句老话，却是真理！
二、共同的困难
面对文明的不断国际化，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在文化的快速交汇中，民族性形态的边缘在不断弱化、模糊化。所有的文化样式，无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并正在快速变化、融汇、发展的社会。艺术的视野必然从地域性转向全球性，艺术无可避免地要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喜怒哀乐，已经是当今世界上有生命力的艺术的共同任务。因而，所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和理念，都要放在世界范围内接受检验，除非自愿退化消亡。
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生存理念之争，已被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共同的信仰所落实。回想在这艰难的斗争与久远的进化过程中，在艺术领域，我们时时想到这些光辉灿烂的名字：文艺复兴三杰、戈雅、杜米埃、德拉克罗瓦、高更、毕加索……
面对这个文化的主体使命已经转移了的现代世界，是什么新内容，成为人类共同关心及需要努力解决的呢？
当今社会与古代相比，科学，已成为推动文明发展和改变文明性质的根本原因与最大动力。
300年前的伽利略、牛顿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人类在求知和欲望的支配下，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利用科学这把利刃，开始了对自然解剖与索取的长征。
其实，科学是美好的。在人与自然这一最基础的关系中，只有通过科学，人类才有可能轻松、幸福地在自然中生存，没有谁愿意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现在的问题是，人性的完善程度落后于科学的发展速度，人类没有很好地用理性支配科学，而是被自身无节制的欲望制肘。她无数倍地扩展了人类的能量并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令人沮伤的是好景不长，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而言，人类品尝科学带来的果实才刚刚开始，科学就充分体现了双刃剑的特性——她刺激了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欲望，超量的需求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各类能源紧张、环境恶化的信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类已经开始品尝由非理性的贪婪所酿成的苦果。如不尽快力挽狂澜，人类未来的命运可能还不如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恶老太婆。
现代科技不仅带来了环境危机，还武装了人性中自私、残忍的一面，带来了毁灭性战争的危机。在人口和无节制的欲望急增的情况下，为生存和高消费生活引发的小范围战争从未停止过，更有大规模的、真枪实弹、毁灭性的战争信号，时常通过现代媒体灼烧着人们的心灵。僵持不下的制核与反制核事件，近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头号新闻。人类虽然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品尝了战争的创伤与苦果，深层次地认识到了人类潜在的丑陋，及传统文明中阴暗、虚伪、残忍的一面，并依靠创伤的记忆和理性的支持，在几十年中保持了大范围和平；虽然在局部的战争中，利用高科技努力实现极小数量的杀伤，但毁灭性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从现代武器具有魔鬼般能量的层面上看待，可以说，战争比以往更危险，现代战争的含义不是以往的战争所能解释。人类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数次毁灭自身，早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现代化的战争武器一旦失控，人类的灭顶之灾也只是眨眼之间。因此，现代的人类时刻生活在自制的活火山口上。
三、历史的局限艺术的使命
因此，对环境的爱护、对和平的追求，应当是人类当前和未来最迫切的共同任务。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弱智到等环境灾难无法逆转时，再想到节制高度膨胀的物欲；同样，也不需要经历尸横遍野、寸草不生的核战争来重新认识和平的意义。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汗牛充栋，却难以实施的环保法规和朝令夕改的裁军、裁核承诺。环保法规的效率低下，肇始于追逐小团体的利益及相互间的失信，各自都竭尽全力为自身的恶行寻找遁词，使生存环境走上恶性循环的魔道；“以暴制暴”、“战争为了和平”等传统的平衡法则，是难以实现真正长久和平的重要因素。这类法则植根于对人类内心善性的失信，而这失信的信念滋生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在西方文明史中，奠基于伽利略、牛顿的现代科学，提高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但其机械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中内含的二元论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法则。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曾说：“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因此，人们有案可稽地制定了一系列有着明确是非标准的行为规则，强有力地维持着社会的运转。但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许多成则王、败则寇的动物法则依然带着真理的桂冠，衡量是与非、真理与谬误的标尺刻度，常常以强者的利益大小和奋斗方向来设定和解释。这必然导致要求人人执行的是非标准，并不能时时体现真理性。“以暴制暴”、“战争为了和平”的平衡法则，势必不能激发人们超越利益而追求正义，常常适得其反地积淀着仇恨，使暴力升级(此论并非否认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的客观存在，只是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提高，应多角度、多层次看待传统的标准和法则，采取更为文明的实践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只有改变和减少文化中的对立因素，才能从源头化解现实中对立所带来的灾难。对立并不会因为良好的愿望而减少，我们应当认识到对立的看法，是以西方为代表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对世界作出的机械理解，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灾难性。
对立与统一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属性，它时时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活动。文明活动的历史轨迹是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外在显现，但对规律的运用和把握则常常是人类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许我们独裁的封建社会没有如此稳定和悠久；如果没有华盛顿的主动让位使民主制度名副其实，美国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可能还在手挥“红宝书”，口呼“万岁”；南北朝鲜的存在、柏林墙、冷战格局的历史和消失……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类主观的选择。以往的文明史更多地证明了事物对立面的存在，更多地强化了生物性本能的部分，以至于常常鼓励人们在生活中理直气壮地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回顾历史，我们有责任将对未来世界的认识，往更有利于完善人性的道路上引领，要认识到事物完整一体、互相依存的本来面目，建立重和谐统一、轻对立斗争的认识方式，人类才能走上主动弱化或超越对立的道路。
但内在的、天然的动物性使得人类在利益面前，常常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去摧毁理性的栅栏或撕开层层包裹着的文明外衣，走上对立的老路使自身蒙难。因此，对立的改变和减少除了依靠相应的文明规范，还要依靠人类心灵深处的、感性的、超越思辨的善的能量，这个能量应当成为改变和减少对立的最初驱动力，成为减少和扼杀萌芽状罪恶的利器。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人类在争夺利益的漫长历史中，在对立这一天经地义般原则的指导下，追逐局部利益，引发层层灾难，深埋了人内在的善性。
没有良好的生存与和平环境，人类所有的文明行为都将化为乌有。为了获得理想的环境和社会制度，人类利用法律来遏制越轨之举，但欲望与法律对抗的天性，导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结果——法律虽然构筑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格局，但法律条文的间隙里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罪恶。虽然道德为清除这类罪恶承担着义工的角色，但道德自身具有的历史性、地域性，及与现实生活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常常使之苍白无力，甚至自相矛盾。构建于文明框架之上的法律与道德，受制于文明自身的发展高度，它们的每一点进步，都以对以往文明的某些部分作出艰难的修正，或以各种形式的冲突为代价，时而包含着血腥。
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我们原本可以从宗教那里借上帝之手，适度地抚平人们不平衡的心弦。宗教建筑于未知和理想两大基石之上，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的诸多未知的谜团被解开，存在于人们内心的神秘和信仰被逐步剥离了，伴随宗教的一系列行为和道德规范受到轻视和质疑。当今的世界，总体上成为一个高度物化而缺少信仰的时代。对宗教的信仰已经转化为对知识的崇拜，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不再依靠上帝来维系社会良性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重任落在了人类自己建设的文化的肩上。文化的本质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秩序，符合和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新秩序的建立是文化的必然使命。
当今文化的首要使命，就是追求良好的与和平的生存环境这个全人类的总目标。它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文明力量去实现。
艺术——这个文明中的重要一分子，理应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艺术如何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是每一个对人类怀有大爱之心的艺术家所自然面临的问题。
用艺术的方法参与，虽然不如法律、道德那样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艺术依靠唤醒人灵魂深处对美和善的渴望的动力，去自觉地、潜意识地抵制丑与恶；依靠对社会及人自身的丑与恶的暴露和批判，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警示。艺术实践方式的特性，决定了艺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能够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艺术依靠直指心底的、最本能的沟通方式，超越了其他沟通方式所无法逾越的障碍，更有价值的是，艺术化被动执行规则，为主动释放人内在的善的能量去推动文明，因此，这个能量是巨大且不竭的。
文明发展到今天，发自内心、柔弱似水的善的能量，应当远远大于诉于外形、张牙舞爪的武力，尽管武力在历史上扮演了一号主角。更让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为善性的释放提供了生存底线。只有人类内在的善性持续地、自觉地发挥作用，人类才能在诱惑面前抵御自身的劣根性，才能使文明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与抵制战争提供可能。
只有善性得到张扬并成为自觉的行为，人类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真正的、永久的和平才能悄然而至，所有的幸福才有了切实的保证。
四、丰富的精神资源
不同的艺术以不同方式对善与和平给予诠释，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中国画在这个命题面前有着独特的优势。
这个优势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文明。相比于西方文明，中华民族泛神论的宗教观，塑造了自身文明的性格和特点。这种宗教态度下的人民，培育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包容性的特质。生活态度也更为务实，他们不把目光盯着苍天，冥想看不见的上帝，而把目光紧紧盯着生活其中的一草一木。五千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明，培育了一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内心的，善良且爱好和平的参天大树。
这棵大树硕果累累：儒家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充满善良、和平愿望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人时刻提醒自己行为的信条；飘飘欲仙、鹤发童颜是人们对道家思想的形象写照，其鄙视争斗、崇尚平等、顺应自然的内在精神，染就了中国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心理底色；被按照中国人的愿望改造之后的佛教，更以她空前的普及性，传播着普渡众生的思想，使人们都以善待万物为美好品质；我们还可以到中绝的墨家学说里，吸取“兼爱”、“非攻”这些与现代社会遥相呼应的思想。诚然，这些古典的人文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历史性的糟粕，但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眼光进行重新解读，从中提取对未来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这也是对历史必备的态度。
比这些有案可稽的思想更为鲜活、更可信赖的是，在这激烈竞争的现代化社会中，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石——成千上万正在广袤的田野上，与土地整日作紧密接触的农民，几千年不变的，依靠辛勤劳作和自然赐予的生存方式，使他们依然保留着善良的心性。张岱年、程宜山在他们《中国文化论争》的书中说：“中国人勤劳、朴实、节俭、乐于助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美德，是长期农业生活熏陶的结果。”虽然农民性格中无原则、少追求的缺陷，造成了他们自身命运的坎坷与不幸，但善良这一用劳动和历史浇灌起来的苦菜花，却奠定了我们的文明极富人性的内在品质。
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人民的善良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作威作福的摇篮。但是，在现代社会，独裁像黎明前的鬼魅一样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们理应将历经几千年的、已化入骨髓的农民性格中的善提炼出来，并用现代工艺制成蜜糖与全人类分享。这种善不是通过追求和思索得来的，她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积淀。提炼之后的善不再是被欺压的标志，而是发自于敞开的心扉对泥土的爱，她如晨露般玲珑剔透，若鲜花般灿烂；这种善不是懦弱及对邪恶视而不见的混合体，而是用大地般的胸怀宽容着人性的缺陷、消解着生活中的污垢，它足以抵消和超越农民性格中诸多的先天不足；这种善如阳光，如雨水，如空气，她太平常了。也正因此，她太珍贵了。她根源于对美好的敬仰和对大地母亲的膜拜，因此，她充满了生命和力量。
也正是这种善，在近几十年中自觉地、无形地抵御着西方现代艺术中暴力和血腥的成分，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未来艺术的形态。我们要把这种善融入艺术中，用艺术这一世界语把她传入全人类心中，为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五、新的艺术精神
因此，中华民族对善与和平的理解和追求，就是未来中国画的新的艺术精神！犹如道释文化中回归自然、淡泊于世的思想是传统中国画的艺术精神。
新的艺术精神是时代、全人类的需要和我们固有文明的结合，具有了世界和民族的双重性。艺术自从走出自娱自乐的初始阶段之后，就成为有目的文明行为，其最终目的应该是善意的、功利的、社会的。新的艺术精神是现代社会往健康道路上发展的必需品，是当今人类调和自然及自身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艺术特殊的作用方式，决定了她存在的前提必须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内涵是由其文化内在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社会的需要和个性的文化自然结合，才是任何民族艺术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前提。未来的中国画也不能例外，在精神空间的表达上，她必须超越传统中国画艺术精神地域性的局限；但又是用民族文化的视角思考，并参与解决当今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新的艺术精神具备了这两者的功能，使未来中国画具有了世界和民族的双重性。
新的艺术精神的内在理念摆脱了在以往历史中，常常被演化并扭曲为统治者达到功利目的工具的命运，是建立在当今人类所共同信仰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之上，她从而获取了现代的、独立的、人格上的意义。对善与和平的追求是我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固有的成分。但在久远的历史中，她始终被限定在封建文化的不平等性、服从性的价值观念之内，其结果是：无论是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还是佛家的善心、善行、还有人民的善良……都被演化并扭曲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残酷统治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只有当她建立在当今人类所共同信仰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之上，她才可能恢复本性，回到正途，造福于当今社会，同时获取了现代的、独立的、人格上的意义。
新的艺术精神区别于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思想，但又发轫于自身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必然选择和应用。有目共睹，近百年的中国画，一直艰难地维系于气若游丝般的道释思想，使中国画家用文不对题的传统笔墨追求着时代精神，其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不符合甚至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艺术思想，使当今的中国画只能在历史的光环里苟且偷生。新的艺术精神符合时代所需，区别于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思想，但我们文化中富有的思想资源又是新的艺术精神的本质内容，决定了新的艺术精神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必然选择和应用，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因子得到发扬光大。
新的艺术精神又区别于西方艺术抽象的理念，她是中国文化中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从而摆脱殖民性。在当今的中国画坛，今非昔比的现实生活，使传统中国画的艺术思想正日益飘逝于我们的心灵，滞后的思想建设，迫使艺术家奔走于各种西方的艺术理念之间。其舶来的性质，使中国画家在精神上常常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内在的不可避免的殖民性，使他们的作品难以根深叶茂。只有产生于自身思维方式的新的艺术精神，才能使艺术家自觉、自然地回归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根本上消除这个缺陷。新的艺术精神不臣服于西方艺术中古典、现代、后现代……以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等等机械的划分。她孕育于客观的现实生活，有着明确的、实用的目的，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她因承绪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凸显了文化个性，有利于在广泛的层面上被接受，从而最大限度地现实化。又因她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共同的问题，中国画必然跃上现代世界艺术这个平台与其他艺术平等对话，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主，从根本上摆脱殖民性。
新的艺术精神是为了参与和干预现实生活而存在的，以其积极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取代传统中国画中消极的、出世的人生观。这种干预和取代归功于社会整体的进步，它为艺术家直面人生、直抒胸臆创造了相对宽容的人文环境。艺术家逐步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改变了传统文人画家满腹牢骚的怨妇形象，把异化了的人格拉回到正常的人性之中。这种转变包含了人类为追求自由、平等所付出的种种奋斗的神圣性。
新的艺术精神是一个当下的、开放的艺术理念，这种当下性、开放性，有利于她以新的姿态适合新的时代。当下性来自于现时社会状态下，对人自身的善性作深度开发的急需，这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地球人都应当努力为之的事。当下的丰富性，使之避开了呆板化、口号化与教条化，每一个艺术家，都可能根据自己丰富的现实生活和理想，对她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表达。开放性取决于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现代生活，确保了其开放的品质。开放性使新的艺术精神始终探索于思想的前沿而保持敏锐度，以时变时新的姿态诠释着自身的存在。
新的艺术精神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及良好的人文环境作为生长的土壤，能够保持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东西方两大文明发展史中，西方文明在研究、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东方文明无法比拟的成绩。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如何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者关系，有着丰富的历史积累，要富有于、不同于西方历史的积累。几千年的文化，滋养培育了中国人顺应自然、与善为友、以和为贵的习俗(当然，我们必须非常理性地，剔除掉沉淀在悠久历史中的渣滓)，现实的生活方式往往比许多高深的理论更有感染力，能给艺术家带来取之不尽的灵感。这些正是新的艺术精神获得不竭的生命能源的渊薮。
新的艺术精神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情绪性的扩张，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对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应有贡献。民族、国家……这些人类文明史中的古老产品，最终要被文明的步伐所跨越，对民族性作落后于时代的过分强调，都将玷污文明的纯洁性，也将违背人民的最终利益。人类的不懈努力，已经使文明的旅程，往消除民族之间历史性的、无未来意义的障碍的道路上迈进，在这条未来的、宽阔的大道上，需要各民族抛开利己的情绪性干扰，理性地贡献出本民族优良的、有利于未来人类健康发展的文明范式，与他民族的文明范式并行不悖地走向未来。新的艺术精神正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对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当仁不让的贡献。
新的艺术精神将激发出中国画家极大的创造欲，迎来中国画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艺术精神为中国画，提出了一个符合当代社会需要的艺术使命，向人类展示了中华民族一种积极健康的文明姿态。把当代的中国画家，带入一个可以尽情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最大限度地张扬他们的激情和创造力。新的艺术精神的艺术解读，需要艺术家天马行空般的原创性，任何已有的语言形式都不能成为楷模，艺术家不再承受任何传统语言模式的羁绊，千年相传的、中国画独有的笔和墨，将真正地、彻底地得到解放，每一个艺术家真正成为自己艺术的主人。富有活力、符合社会需要的艺术创造，必将迎来中国画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追求和表达善与和平的新的艺术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我们充满活力的现实生活。她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未来世界的艺术舞台上彰显持久生命力的表征，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作出现代性贡献的表征，更是中华文明之河以更为广阔的姿态汩汩向前的表征。
每一个中国画家都应该在新的艺术精神的鼓舞下，为建设一个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工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而共同不懈地努力！为人类贡献出有利于促进健康、和平生存的艺术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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