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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29 15:24 来源:未知 作者:fab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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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后的光亮与过渡
欣赏一幅传统中国画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悠久的文明史早已在人们的心中养育了约定俗成的审美模式：如洗的青山、清澈的泉水、丛林下的茅屋、荡漾的孤舟;在林间自由飞翔的小鸟;如水的月光下执扇仕女……一幅幅远离人间烦恼、富有诗意的山水、花鸟、人物画卷，历朝历代拓印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其放逸的芬芳消弭着画卷外令人窒息的世俗之气，在这不经意的平衡中，人们在日出日落间享受着生命。
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震塌了千年的封建帝国大厦、打碎了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也惊醒了大厦里才子们的艺术之梦。这次中华文明面临的不再是可以轻松相融的佛教文化，而是伴随着坚船利炮的西方文明。但五千年造就的文化航母并没有在硝烟中很快沉没，她一边堵塞着甲板上的弹洞，一边继续着沉沉浮浮的航行。在这场惨烈的文化之战中，艺术才子们为了民族艺术的生存与振兴而奋斗。
主要艺术硕果成就于二十世纪前半页的一批传统型大师：傅抱石、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黄宾虹等，继续用如椽之笔演绎着传统文化精神，因为他们的努力，传统文化在艺术上闪射出了最后一束耀眼的光亮。但在耀眼的光亮中，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中国画的艺术精神盛筵过后的落寞：傅抱石前无古人的笔墨技法中，已包含了他留学日本学到的水彩技法元素。齐白石大部分作品的内在精神已经开始疏离出世脱俗的道释文化，更多地展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民内心的纯良和质朴。潘天寿尽管自认为是一个地道的传统画家，但他在画面中把强调视觉效果的构成关系推到极致的创作方法，倒使人不敢相信他从未受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在中国画传统技法方面几乎无所不能的张大千，最后留名史册的却是他晚年的创作，具有浓郁西方现代艺术意味的泼墨重彩作品。黄宾虹出入无踪迹的笔触形成的晦明有度的画面，实现了他终身追求的 “浑厚华滋”，但其中已寒塘雁迹般地融入了西方艺术安身立命的明暗关系。尽管在这一代大师的作品中传统的艺术精神，已不如古代大师作品中的那么纯粹，但传统文化还是被他们演绎成一场辉煌的压轴戏。
其时，在亡种灭族的威胁下，以出世脱俗为精神指归的传统中国画，客观上背离了人类求生存的本能，成为走向亡种灭族命运的催化剂。
面对此情此境，1917年康有为的痛首疾呼：“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应该是代表了当时热血人士的心声。
两千年的中国画急需新的精神作为路标。
一条文明之河的发展与壮大，仅靠源头之水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要靠途中不断地汇聚百川。
其时，由徐悲鸿引进的更为适合时代需要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着中国画的道释文化精神。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徐悲鸿、蒋兆和及徐门一批弟子，缘于特定时代激情的感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为唤醒和激励民众奋起斗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战争年代作为战斗武器的现实主义，到了和平年代，她通俗易懂的特性很快演变为协助统治的有效工具。
近几十年中，主体功能作为政治附庸又失却传统文化作为内在支撑的现实主义艺术，走入被功利化应用和与传统文化产生深层次矛盾的双重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大量政治性图片被当作艺术品供奉，客观上成为政治治理中的教辅材料，现实主义的深刻性、批判性被肤浅的、表面的真实性鱼目混珠。红、光、亮的肖像与矫饰的现实生活图画都是挂着现实主义的招牌，让现实主义蒙羞。第二个困境是在艺术趣味、语言、技法诸方面，都难以适应现实主义艺术的中国画，客观上成为现实主义的对立物。对中国画而言，现实主义艺术有喧宾夺主之嫌，隐隐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民族情结。近几十年对徐悲鸿各种是是非非的言说，皆根源于此。在这双重困境下，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画领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从而现实主义艺术开创于徐悲鸿，成熟于徐悲鸿及同代人，这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更令我们猝不及防的是(这也是徐悲鸿所无法预料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使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对应于古代社会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存土壤，比春天的积雪消融得还快，符合现代高科技文明特性的抽象思维，正一步步化解并无可选择地逐步取代着古典的具象思维。虽然，现在世俗的生活中，古典形态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有着很大的市场，被许多老百姓及一些跟风的文化人钟爱，但艺术品的真实生命，不是由当时社会表面上的接受度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作品是否符合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是否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艺术语言。这让人们自然联想到在19世纪，当初被排斥的印象派，最终彻底取代了当时许多风光无限、地位至尊、深受世俗推崇的古典风格画家的历史场景。当代艺术史论界巨擘贡布里希有极为准确的描述：“连当今历史学家对19世纪的‘官方艺术’的了解也微乎其微。”因而，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只能作为中国画艺术与西方古典艺术交汇的历史存在。徐悲鸿引入的现实主义艺术，对中国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倡导和普及现实主义，把其中内含的西方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科学精神，融入了中国画。实事求是、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引导中国画家走出对传统文化的冥想而转向现实生活，构架了一座从传统通向现代的桥梁。
我们如果再乞望于时过境迁的、矫饰的现实主义，只能把中国画推向死亡。
“历史是无情的。”虽然是一句老话，却是真理!
二、共同的困难
面对文明的不断国际化，正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在文化的快速交汇中，民族性形态的边缘在不断弱化、模糊化。所有的文化样式，无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并正在快速变化、融汇、发展的社会。艺术的视野必然从地域性转向全球性，艺术无可避免地要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喜怒哀乐，已经是当今世界上有生命力的艺术的共同任务。因而，所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和理念，都要放在世界范围内接受检验，除非自愿退化消亡。
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生存理念之争，已被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共同的信仰所落实。回想在这艰难的斗争与久远的进化过程中，在艺术领域，我们时时想到这些光辉灿烂的名字：文艺复兴三杰、戈雅、杜米埃、德拉克罗瓦、高更、毕加索……
面对这个文化的主体使命已经转移了的现代世界，是什么新内容，成为人类共同关心及需要努力解决的呢?
当今社会与古代相比，科学，已成为推动文明发展和改变文明性质的根本原因与最大动力。
300年前的伽利略、牛顿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人类在求知和欲望的支配下，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利用科学这把利刃，开始了对自然解剖与索取的长征。
其实，科学是美好的。在人与自然这一最基础的关系中，只有通过科学，人类才有可能轻松、幸福地在自然中生存，没有谁愿意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现在的问题是，人性的完善程度落后于科学的发展速度，人类没有很好地用理性支配科学，而是被自身无节制的欲望制肘。她无数倍地扩展了人类的能量并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令人沮伤的是好景不长，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而言，人类品尝科学带来的果实才刚刚开始，科学就充分体现了双刃剑的特性——她刺激了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欲望，超量的需求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各类能源紧张、环境恶化的信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类已经开始品尝由非理性的贪婪所酿成的苦果。如不尽快力挽狂澜，人类未来的命运可能还不如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恶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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