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发展到了一个需要回归初心的时刻。

中国画的内核是写意，以山水画为例，其三大特征（文人性、诗性、书写性）正逐步消失，因为主流观点认为，传统山水画所依附的农耕文化土壤已经消失，所谓文人性只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个人的避世小情调，它是腐朽没落的，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大格调、正能量等集体宏大叙事，于是场景代替了意境，写实代替了写意，画面形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大、密、满、细”等制作性特征，制作性代替了书写性。

另一方面，由于文人性被放逐，中国画的文人特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阵地迅速被“新文人画”所占领，并主导了“文人画”的话语权，成为“新水墨”“实验水墨”的试验场，各路江湖“高手”轮番上阵，生生把中国画的文人性弄成了中不中西不西的怪胎和俗物，现在一谈到国画的文人性，立马会让人联想到朱新建们的“新美人图”以及刘二刚们的“雅集图”，特别是进入21世纪，“新文人画”大有成为国画创新变革主流的趋势。

你说悲哀不悲哀？

难道中国画的文人性沦丧至此吗？

正本溯源，中国画的文人性到底是什么？

其实，从南北朝山水画形成起，其文人属性就已经定位，其审美高度已远超同时代的欧美，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开明宗义指出，山水画的本质就是“澄怀味像”“畅神而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绘画就是个性的张扬，山水就是画家与自然的精神对话，它不是集体叙事，不是场景再现，而是个人心性的表达，这就是国画文人性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核。

从文人性的本质审视，荆浩、范宽一脉的大山飞泉，董源、巨然一脉的江南烟雨，到徐渭的墨葡萄，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到近代的黑宾虹、吴昌硕、齐白石，到现当代的岭南画派、海派名家，以及张大千，李可染、钱松岩、吴冠中、何海霞、贾又福～莫不具有典型的文人性。

文人性不等于文人画！很多人把这二者混淆了。

文人画这个概念，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出现，由董其昌定义并大力提倡，由于他是当时的文霸，直接影响了清初四王及整个清代，所以后来我们说的文人画，主要就是清代四王那一套程式化的绘画体系，泥古不化，彻底失却了人与自然的精神对话和个性的表达，放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这当然是没落的、腐朽的，因为他们恰恰丢弃了中国画的文人性。

中国画（以山水画为例）的文人性，一是指画家首先应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思想品格境界；二是指作品要有一定的审美高度和精神高度。

难道这不正是绘画艺术题中的应有之义吗？试想画坛如果被一帮文化修养低、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审美高度的人所占领，把场景当意境，把低俗当高雅，把主题意识当个性表达，能产生出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吗？能引领中国特色文化艺术的繁荣与自信吗？

如果一说中国画的创新，除了“高大尚”“假大空”的主题宣传，就是故作高深实则没有多少文化灵魂的“新文人画”，那中国画真的玩完了，都散了吧。

只有回归到文人性这一本源，国画才能真正再次成为具有民族特色、令民族自豪的艺术。

当然，每个时代的文人和文人精神是不一样的，新时代的文人性，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要有新语言、新形式、新气象、新意境与新精神，这才是国画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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