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心之迹也。书法之妙，非仅在笔墨之工，而更在书者性情之蕴。性情者，心之质也，赋人以独特之气质、情感与思想。书法则为性情之载体，二者相因相生，互映互彰。

夫性善刚者，其书往往劲挺峻峭，如崇山峻岭，壁立千仞。观颜鲁公之楷书，端庄雄伟，气势磅礴。鲁公忠烈刚正，秉性坚贞，其于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守节不屈。故其书《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笔画刚健雄浑，结构宽博宏厚，字里行间洋溢刚正之气。其捺笔如长枪大戟，力扛千钧；其钩画似银钩铁画，锐不可当。此皆其刚正之性自然流露于笔端，使观者望之而生敬畏之心。

性柔善者，其书每多婉丽清秀，若江南水乡，温婉旖旎。如赵孟頫之书法，圆润秀媚，风姿绰约。子昂身处宋末元初，虽身仕两朝，然其性本柔和，才情横溢。其行楷《洛神赋》《胆巴碑》，字体优美典雅，笔画轻盈流畅，如行云流水，飘逸自然。用笔细腻精到，转折圆润柔和，观之令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此乃其温柔敦厚之性融入笔墨，化为纸上之清韵雅趣。

豪放洒脱之人，书法常呈狂放不羁之态，类沧海横流，天马行空。张旭之草书堪称典范，旭性豁达，嗜酒如命，每至酒酣兴发，则挥毫疾书，其书如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古诗四帖》《肚痛帖》等作品，笔势纵横捭阖，墨色浓淡相宜，字形大小错落，变化无常。满纸龙蛇飞动，似有鬼神相助。其豪放之性，超脱之态，尽付笔墨之中，令观者心潮澎湃，叹为观止。

沉郁内敛者，书风多显凝重深邃，犹幽林古潭，静谧深沉。欧阳询之书法可证此理。询一生历经坎坷，仕途崎岖，其性严谨内敛，治学精勤。观其《九成宫醴泉铭》，字体险峻瘦硬，法度森严。笔画刚劲有力，犹如铁骨铮铮；结构精密紧凑，似壁垒森严。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凝重的文化气息，此为其沉郁内敛之性情所致，使后人临习时，不禁为其严谨之笔法、深邃之意境所折服。

旷达闲适者，其书则有萧散简远之致，像清风明月，逸韵悠悠。苏轼之书法正得此味。东坡居士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然其性旷达乐观，随遇而安。其《黄州寒食诗帖》《答谢民师论文帖》等，字体宽扁自然，笔画舒展随性，墨色浓淡相生，布局错落有致。观之仿佛见东坡先生于黄州东坡之上，戴笠披蓑，悠然自得，信手挥毫，将心中之旷达、闲适之情一一倾注于纸上，令观者亦能感受到那份超脱尘世之宁静与自在。

或有问曰：“性情既殊，书风亦异，然学书者当如何依性而书？”曰：“学书之初，当广临诸帖，博采众长，明书法之理法，通笔墨之技巧。此乃根基，不可忽也。”继而，于临习之中，渐觉己之性情所向，或喜雄浑，或爱秀雅，或慕豪放，或崇沉静。遂依性择帖，深入研习，将己之性情与古人笔法相融合，以我之笔，写我之心。

然亦不可偏执一端，徒以性情纵笔而失法度。书法者，法与情须并重。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法度则书不成体；而无情性则书如匠作，徒具形骸而无神韵。故学书者当于法中求性，性中合法，使性情与法度相得益彰。

至于书法之品鉴，亦不可离性情而论。观书者，先观其整体气象，感其性情之大概。雄浑者气势夺人，婉约者韵致动人，豪放者激情醉人，沉郁者意境感人。再察其笔法、结构、墨法诸细节，以验书者功力之深浅，性情之真伪。若笔力孱弱而故作豪放，结构松散而强为雄浑，墨法混浊而妄称沉郁，则明眼人一望即知其伪饰，难入高格。

总之，性情与书法，犹如灵魂之于躯体，不可分割。书法因性情而具生命，性情因书法而得彰显。书家当以性养书，以书见性，于墨韵深处，尽显本心真意。如此，则书法艺术方能生生不息，永葆魅力。


图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