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蜀镇志》记载：从1911年到1937年的26年间，“在我国民族资本兴办轻工业之际，宜兴的陶瓷工业曾有过一段繁荣时期。丁蜀地区的陶器销售出现了七八十年来未有的盛况——在旧中国已达到全盛阶段”。

鸦片战争把中国民族推向了深渊，也由此引发了睡狮的觉醒，也由此让中国人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革命者向西方取经拿起了武器，走向了辛亥革命；思想者向西方学来了这学说那主义；实业者向西方购进了机器建起了工厂、商场，灾难深重的中国也有了“东方巴黎”——上海的繁华。

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毕竟改了朝换了代，苦到极致、难到极致、病到极致的中国，有了新的民主共和，有了新的希望未来，沉闷了百年的宜兴紫砂走进了新的时代。

处在那个时代的宜兴，周文伯、童斐、储南强等先进人物倡导民主，兴办实业，推动紫砂行业；作为地利，宜兴靠近“东方巴黎”上海，接受它的经济、文化的辐射，交通便捷、力量强大。一句话，宜兴紫砂遇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一遇”的上有天时，近有地利，而宜兴也内有人和的发展机遇、良机。

宜兴的“内有人和”，不仅有举旗人，而且有大队紫砂人马。清代的邵大亨、陈曼生、杨彭年等之后，虽然高峰过去，但紫砂依然在前行，技艺依然在传承。以1932年至1936年为计，紫砂从业人达600余人，成名且有传世作品的就有30人之多（据《中国紫砂茗壶珍赏》记载）。那时，可以说历史和现实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都来到了宜兴的紫砂界。

西方的炮舰、上海的发展，给宜兴带来了近代工商业的信息，具有西方色彩的陶业股份公司、商行，似雨后春笋。新兴的陶器产业虽属于中小型，但毕竟和往日的一家一户大不相同。他们以新生的力量和形象宣告文人不再是紫砂业的主导，企业、企业家才是紫砂市场的主人。

尤为可贵的是这些企业的老板，一举旗就抓到了企业发展的关节点：树形象、创品牌。在创品牌的过程中，虽然方式方法很多，但他们不谋而合地紧紧抓住两点：一是聘请名师制作名品，人才是资源，名品是旗帜；一是参加国际博览会夺取大奖，大奖是名品旗帜上辉映中外的明星。

于是，渐入佳境的宜兴紫砂业，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名店竞聘名家，名家争出佳作，佳作价位攀升。期间，如“葛德和陶器公司”“阳羡紫砂陶器店”“艺古斋”“利用陶器公司”“宜兴吴德胜陶器店”“上海铁画轩”“陈鼎和陶器厂”等脱颖而出。

这些名店还很有气度，为名家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求精否粗，这就刺激了紫砂艺人提高技艺，精心制作。

二、各家精心组织，选精品参大赛，大奖辉映中外。1913年宜兴利永陶业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就遇到了中国政府组团参加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而举办的“巴拿马国际赛会”。这次比赛中，范大生、程寿珍的作品为中国、为紫砂在世界上夺得“第一金”。

三、突破传统模式，学校设陶艺课，企业办职业班。1916年，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童斐，聘请范大生到学校做陶业教师。1921年利永陶器股份公司创办了“利永陶艺传习所”，招收了20名艺徒，为紫砂业培养了冯桂林、叶德喜、郭其林、朱全寿、储铭（顾景舟师父）等一批紫砂俊才。

当年的实践都成了如今的优秀经验，从前都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几徒，甚至是家族氏教育，如今企业办学、学校教育，教与学的互动之中，紫砂时代一步步迈向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