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评论家张晓凌说，雕塑家也是历史学家，他们总是以特殊的历史敏感、时代热情与天才想象，将新中国历程中重要的事件、现象、人物雕塑为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新中国雕塑史，就是一部镌刻在石头、青铜上的共和国史。而其中的每一个形象，不管是声名卓著的时代楷模，还是沉静平凡的普通公民，都在雕塑家手中升华为新中国形象的隐喻。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雕塑以回归传统的姿态，开始了雕塑本土化、民族化的探索之路。有这么一批老中青三代雕塑家，以“为新中国造像”为主旨，在为新中国造像的同时，也以各自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现代雕塑美学体派系的建构。

滑田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刘开渠《农工之家》。

王朝闻《刘胡兰》。

滑田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犹如抖落掉百年黑暗的猛士，屹立在亚洲的原野上，宣告着一个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来临；而刘开渠的《农工之家》、王朝闻的《刘胡兰》、萧传玖的《地雷战》、班陵生的《艺术救亡》等，则犹如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所提供的历史注释。可以说，雕塑家们对新中国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形象来完成的。透过钱绍武的《江丰像》、刘士铭的《劈山引水》、刘焕章的《摔跤手》、郑可的《张正宇像》等作品，似可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与豪迈气概；而阅读潘鹤的《开荒牛》、田金铎的《走向世界》、马改户的《丝绸之路》、俞畅的《挑战》、黎明的《崛起》，则依稀聆听到改革开放的春潮般的旋律——那是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奏。

刘焕章的《摔跤手》。

在新中国雕塑体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人性之美的主题却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张得蒂的《日日夜夜》、陈妍音的《母亲》、何鄂的《黄河母亲》准确地诠释了这一点。同时，对人文之美的塑造与呈现，也始终是新中国雕塑的重要维度。陈云岗的《老子》、吴为山的《似与不似之魂——齐白石》、叶毓山的《杜甫像》、曾成钢的《梁山好汉系列》、林岗的《听雪》、焦兴涛的《魂韵》等，皆以鲜明的个性化语言，重构了东方文化的胜景。

中国雕塑家自觉地将个人的艺术探索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以及时代的主题结合起来。他们为新中国造像的传统将薪火相传，在这一历程中，他们所获得的回赠也是极为丰厚的——事实上，雕塑家们在塑造新中国的形象时，也塑造了自己的历史与传奇。

“融汇与屹立”的探索

在美术的各大门类中，雕塑成熟地反映着新中国艺术创作所需要的，这期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1966、1966—1978、1978—1992。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以纪念碑雕塑为主导，同时开始了雕塑作为一种技术向工艺美术和日用生活用品转变。这个阶段在纪念碑雕塑的主导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得到了培养。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大量出现。

这一阶段，雕塑开始承担创造代表新中国形象和艺术的重任，在国家事务和公共建筑上，创造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农展馆群雕、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等为代表的纪念碑雕塑。同时，也创作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领袖像，如刘开渠的《马恩像》《毛泽东像》。最后就是开创了以工农兵为主体形象的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王朝闻的《刘胡兰》、潘鹤的《艰苦岁月》、潘锡柔的《播种者》、沈文强的《渔民》。在雕塑教学方面，出现了以探索建立东方民族审美的经典教具——程曼叔的《钱月华》、曾竹韶的《老边头像》。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苏联专家克林杜霍夫雕塑培训班为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培训了我国第一批高级雕塑创作艺术家，该班在苏联专家回国后由刘开渠先生主持。同时，我国也派出了留学生留学苏联学习雕塑。这两方面为我国培养了钱绍武、曹春生等一大批优秀雕塑家。在雕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追求民族审美等重大理论和创作命题上得到了深入的开掘。

程曼叔《钱月华》。

曾竹韶《老边头像》。

这17年无疑是新中国雕塑事业高速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华民族迎来了20世纪长期稳定发展时期，雕塑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和平稳定。1959年尹积昌等创作的广州《五羊石雕像》，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城市雕塑。城市雕塑的出现，意味着现代城市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既是以留学欧美、日归国的一批雕塑家为主体的创作队伍，又有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雕塑艺术家。在学成归国的艺术家里有刘开渠、程曼叔、滑田友、曾竹韶、王临乙、周轻鼎、萧传玖、郑可、王子云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有钱绍武、刘焕章、曹春生、王克庆、程允贤、叶毓山、刘士铭、章永浩、王卓予、汤守仁、沈文强、潘锡柔、田金铎、杨美应、贺中令、何鄂、卢琪辉等。

1966—1978年，在特别的时代背景下，值得一说的就是从1965年开始创作的《收租院》群雕和1974年开始创作的《农奴愤》群雕，这两个群雕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成就。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雕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时代给予雕塑的发展有三方面的重大影响。首先是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1979年在以刘开渠为代表的老一代雕塑家的带领下，中国雕塑家分期、分批地到世界各国考察、参观，使得国外的现代美术观念源源不断地影响国内的艺术家；其次就是随着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度，城市公共空间大量涌现，使得国外的现代公共艺术观念迅速找到了中国土壤；最后原建设部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中国雕塑学会两个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雕塑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和国门初开的情况下，传统得到恢复，国外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诸多潮流一起涌进中国。到1989年美术新思潮，这一阶段中国美术界对世界有了初步理解，创作上一些中青年艺术家却还是以模仿西方现代作品为主，同时对传统的不理解和不了解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滋生。一批新老雕塑家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

在“文化自信”中确立文化立场

1992年中国经济再一次起飞，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直接推动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公共艺术成为城市化大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公共艺术主体的城市雕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几乎达到了“无城不雕塑”的地步。

1992年以后，可以分几个阶段，2000年以前，是以扩张为主，兼收并蓄，各种文艺思潮和创作风格都有体现。2000年以后逐步转为自己的文化认同，创造新文化。这个转向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美术创作工程，从20世纪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术创作工程到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工程，这一系列国家政府主导的美术创作工程，充分体现了大国崛起的气势和文化自信。在创作方式上，也再一次促使了纪念碑和城市雕塑的强势崛起。在这一阶段人们对自我历史的认同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的、甚至一味模仿西方的做法予以了深刻反思。学习的初心就是为寻找我们和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差距，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文艺界重新审视民族传统，用中国智慧解决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难题。雕塑创作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深入挖掘传统的优势，运用传统的元素创作出新的优秀作品。

雕塑是社会发展新的晴雨表，一个新兴的大国，给予全世界的雕塑家新的机会，进入新时代以来，几乎每有全国性的重大雕塑创作、学术活动，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国际性艺术盛事，因为前来投标的世界各国艺术家往往要占到总投标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这种“万国来朝”的生动景象过去只有在盛唐时期才有。

曹春生、周秀清、李惠东、张舒等创作的《鼓舞——民族大团结》。

这一阶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王克庆、程允贤、曹春生、章永浩、沈文强等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第二代雕塑家群体崛起，以曾成钢、隋建国、黎明、李象群、陈云岗、杨奇瑞、杨剑平、殷小烽、龙翔、吕品昌、孙伟、王少军、姜杰、翟庆喜、林岗、班陵生等为代表，他们几乎活跃在整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雕塑界。进入2012年新时代以后，新生代的年轻雕塑家开始成为活跃的创作主体，有张伟、董书兵、沈烈毅、李鹤、邓柯、姜煜、冯崇利、郑靖、郑闻卿等。

在进入新时代和雕塑新生代崛起的创作中，寻找“归途”、寻找民族的根性文脉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中华民族的艺术立场将再一次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中国与世界的良性沟通，中国雕塑将再一次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