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夏天，黎元洪与朱启钤、张学良同在北戴河疗养（右三为朱启钤）

“不论形成中国营造事业的力量是什么，它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它在艰涩的建筑资料中，反映出这个民族冶理性与风雅于一炉的出色天才。”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建筑给予极高评价。

李约瑟做出这一判断，完全是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影响。他曾评价说：“一个包含了极为丰富内容的学术资料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

此前，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建筑史都是以欧洲建筑演变为底本，梳理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脉络。在此“主干”上，其他地区的建筑只是欧洲建筑的开枝散叶而已。特别是中国建筑，仅被列为一个末节，俨然是演进中的一段歧途，因为没有“体系”，所以既无继承必要，也无开新可能。然而，中国营造学社彻底推翻了这一偏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建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和美学品质，它是如此鲜活，足以走向未来。

从中国营造学社诞生到今天，时光已翻过整整90年。引人深思的是：当时学术条件很差，为何那一代学人仍能做出一流成果？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用匠人精神补足儒家短板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生于清末，在他的姨夫、晚清名臣瞿鸿禨帮助下，以捐生身份入仕，曾任京师内外巡警厅厅丞。后任津浦路北段总办，进入“旧交通系”。“旧交通系”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势力，奉袁世凯秘书梁士诒为首，掌控了铁路、航运、邮政和多家银行。

1918年南北议和，朱启钤作为北方代表，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影印宋本《营造法式》。朱启钤立刻意识到：“泰西建筑则以砖石为主，而以木骨干者绝稀。”朱启钤堪称慧眼。

7年后，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的梁思成第一次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礼物——《营造法式》，却连声抱怨看不懂。一是怪词太多，二是记录太简约。比如“凡平坐铺作，若叉柱造，即每角用栌斗一枚，其柱根叉于栌斗之上”，令人茫然。

而作为《营造法式》的发现者、再版人的朱启钤却对这本书了如指掌，这一切源于他的“匠儒一体”理念。《营造法式》中的营造模数思想有很大一部分跟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意识到，儒家有难以适应现代性的一面，需要用匠人精神来弥补。

早在任京师内外巡警厅厅丞时，朱启钤便“奔走内外城的大街小巷，揣摩五朝帝都市政布局的得失”。1914年，他出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相当于市长）后，对正阳门进行改造，成为“拆下老北京第一块墙砖”的人。

1916年，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崛起，“旧交通系”屡受打压。朱启钤又因支持袁世凯称帝，被黎元洪下令通缉（直到1918年才取消），朱启钤从此淡出政局，专注于古建保护、古籍整理、诗歌创作等。

甘为学术机构当财神爷

营造学会沉浸于文献工作，因核心成员多是文科学者，不懂建筑。

比如阚铎，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旧交通系”，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总务厅厅长。阚铎还是一位红学家，因《红楼梦抉微》成名。1919年，阚铎校勘了清代张潮的《幽梦影》，引起朱启钤关注。

加入营造学会后，阚铎翻译了许多日文材料，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人建立密切联系。1930年3月，营造学会正式易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办公，只有3张桌子和6名正式成员，即：

编纂兼日文译述阚铎。

编纂兼英文译述瞿兑之（著名文学家和画家）。

编纂兼测绘工程司刘南策（著名学者陶湘的女婿）。

编纂兼庶务陶洙（陶湘的六弟）。收掌兼会计朱湘筠（朱启钤长女）。

测绘助理员宋麟征。

初期中国营造学社较忽视实测，1930年冬，得知“样式雷”后人因家贫，准备售卖家藏烫样和图纸，学社立刻行动，保留了大部分文物。阚铎晚年附逆投靠伪满，且学社研究方法转变，所以后人知阚铎的已不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各科学协会成立的高峰期，总数达394个，大多数经费无着。朱启钤为官多年，人脉颇广。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便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抗战前每年拨款1.5万元。该社是上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庚款建起的基金会，董事之一周诒春与朱启钤关系密切，周诒春也在中国营造学社任干事（相当于董事）。

1934年起，中英庚款开始资助中国营造学社，到1937年，共给付5.6万元。1930年到1935年，朱启钤争取到私人捐款6.1万元，他自己每年也会赞助一笔钱。1932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搬到天安门内西朝房办公（今中山公园内），从1914年到1937年，朱启钤一直任公园委员会主席。

中国营造学社能顺利运转，全靠朱启钤输血。

如今，中国营造学社虽然已经远去，但因它曾培养出莫宗江、卢绳、罗哲文、王世襄等大家，也成就了“中国古建大师的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