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疾病相关内容的商代卜辞龟甲，2000多年前的经穴人体模型，陕西何家村窖藏的唐代墨书银药盒……在成都博物馆“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现场，来自全国15个省市、30余家单位的300余件(套)文物展品，讲述着中医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让人大开眼界。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它根植于中华文明土壤，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说，此次展览是在国家、省、市各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由成都博物馆联合国内数十家相关单位群策群力推出，通过对文物的专业解读，系统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展览序厅概述了中医药的起源与发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创造和积累。广义的“中医药”除了汉族传统医药外，还包括藏族医药、蒙古族医药、维吾尔族医药、满族医药、彝族医药、傣族医药等众多民族医药。

　　在序厅里，可以看到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模型，反映了约2200年前中国医学的发展水平。一块红底黑字的西夏文药方纸片，出土于甘肃武威，是中国境内仅有的两件西夏文医药文献之一。纸片上现存治疗伤寒和寒气病的药方3首，每首以“〇”隔开，分别为汤药、丸药和单方药。

　　展览分为“天人合一：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仁心仁术：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对症下药：本草与方剂”“手到病除：针灸等非药物疗法”“防患未然：疫病的防治”5个单元。展出文物类别多样，文献载体包括甲骨、竹简、帛书、卷纸、线装书等，实物包括金、银、铜、铁、陶、瓷、玉、纺织品等。

　　第一单元展出的《阴阳五行》缣帛，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此书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数术文献，为西汉吕后时期(公元前187-前180年)抄本，复原后全长约100厘米，宽约50厘米。展览策展人、成都博物馆民俗文物部负责人杜康介绍，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中医借用阴阳五行概念来阐释人的生命现象、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诊断与治疗等，形成了以藏象、经络、精气神为核心的整体生命观。

　　天回医学竹简是西汉早期重要的医学文献。2012年，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三号汉墓南北底室发现了大量医简，这是迄今为止一次性出土医学竹简最多的考古发现。研究者认为，这批医简与墓中同出的经穴漆人一起反映了扁鹊、仓公的“经脉医学”体系。

　　中医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就是医生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根据治疗的对象或部位不同，中医很早就出现了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医学分科，并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展览中有不少医药器具，反映了中医临床诊治的过程。

　　脉枕是中医大夫诊脉时放在病人腕下起衬垫作用的器具。来自宁波博物院的青釉绞胎伏兽瓷脉枕，面呈椭圆形，中间嵌以绞胎，为褐色灵芝纹，下部以伏兽为座。此枕造型别致，釉面晶莹滋润，是唐代越窑瓷器中的珍品。

　　在一套中医手术器具前，许多参观者细细端详、拍照。这套器具出土于江苏江阴夏颧墓，包括平刃式铁刀、柳叶式铁刀、骨棒针、铁剪、铜镊和瓷熏罐等10余件。墓主人夏颧是明代早期著名儒医，后人称颂其“学博行善，施医惠贫，以针济人”。这套医疗器具反映了当时中医外科手术和外治法发展水平。

　　从古至今，中医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明代吴有性著、日本荻元凯校正的《温疫论》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物证。《温疫论》成书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传播到日本并出现刊本。此次展出的《温疫论》为日本明和己丑(1769年)皇都书肆尚书堂、尚德堂刻本。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是中国最早论述中西医汇通的著作，由清代唐宗海编撰。他在书中指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中西医各有短长，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印证中医理论。展览中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该丛书一函共12册，其中包括医书5种。

　　为配合此次展览，成都博物馆还开展网络平台互动问答活动，并举办清宫医药、考古出土医简、养生文化等主题讲座，深入浅出地科普中医药学知识。

　　刘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