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的传奇艺术人物，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年）对现当代艺术影响巨大。

3月13日，特展“毕加索──与亚洲对话”在中国香港M+博物馆开幕，并对媒体导览。澎湃艺术在现场看到，这一特展呈现150余幅艺术作品，包括60余幅毕加索作品及香港M+博物馆藏品中的80多件亚洲艺术家作品，以一场跨文化和时代的对话呈现毕加索对亚洲艺术的影响。展览中，除了毕加索名作，尤其难得一见的是，毕加索所作的和平鸽图案与齐白石的国画《和平鸽》同时展览。这一展览将从3月15日正式对外展出，并延续至7月13日。

“毕加索──与亚洲对话”展览现场，以及预览活动现场编舞表演。(01:40)

走进展厅，可以望见一面展墙，上面印有毕加索的照片——他是展览的绝对主角，由法国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于1952年拍摄。在对角的展览尾声处，还有一张类似的照片，那是由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扮成的“毕加索”照片。在这之前，正对入口的是几张中国艺术家绘制的毕加索肖像，以及他与妹妹的肖像。

这一入场方式也揭示了展览的主题——透过当代视角，呈现毕加索的艺术，以及与之对话的亚洲艺术家们的艺术。

澎湃艺术了解到，该展览由香港M+博物馆与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共同主办，是十多年来首个在中国香港举办的大型毕加索展览。香港M+博物馆艺术总监及总策展人郑道炼表示，“这一展览探讨了毕加索历久不衰的艺术影响力，在他殁后五十多年，其作品仍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所喜爱。展览探究的问题不仅是亚洲或西方关注的议题，更攸关全世界。这场跨文化的艺术对话突显了毕加索的深远影响不限于其居住地和塑造其作品的文化政治，更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理解其影响力和现实关联，同时作出具建设性的批判。”

毕加索，法国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拍摄

展览现场

聚焦毕加索的艺术

毕加索儿时曾跟随父亲何塞·鲁伊斯·布拉斯科学习绘画。身为美术老师兼画家的鲁伊斯·布拉斯科擅长绘画静物、风景、鸟类等。他注意到了儿子的天分，并鼓励儿子学习绘画。十四岁的毕加索绘制了父亲及老人、年轻女子等身边普通人物的肖像，从中可见他对人物塑造、构图和媒材运用的得心应手。开端处，观众可以在展柜里看到”毕加索手印“，以及翻模而成的“毕加索的手”，以此为毕加索艺术揭幕。

展览现场，毕加索手印

展览现场，翻模而成的“毕加索的手”

二十岁出头时，毕加索移居巴黎，跟人生中首名伴侣兼灵感缪思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同住。奥利维耶后来撰写回忆录，记述二人在巴黎艺术圈中的生活，更加巩固了毕加索的名声。1901年至1904年，毕加索主要以不同色调的蓝色绘画社会边缘人物。这段时期的风格被称为“蓝色时期”，人们相信这个阶段反映了他在挚友艺术家卡洛斯·卡萨吉玛斯自杀逝世后的抑郁状态。展览中，《男子肖像》（1902-1903）描绘了一位黑发男子，满脸胡须，正陷入沉思。

巴勃罗·毕加索《男子肖像》，1902至1903年，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毕加索和法国画家乔治·布拉克创立了立体主义，这也是现代艺术史上的关键一页。他们摒弃线性透视，将从多个角度观看到的物件呈现在单一图像之中。他们并非要再现现实，而是要重构它。立体主义的创立是革命性的，引发了激烈迴响，不少人当时还无法欣赏这种先锋艺术。展出的作品呈现了毕加索立体主义的演化，其作品由深灰色调转向更鲜艳明亮的色彩。

巴勃罗·毕加索 《圣心教堂》，1909年-1910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巴勃罗·毕加索 《多拉·玛尔肖像》，1937年，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巴勃罗·毕加索 《海边的人像》，1931年，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在同一时期，毕加索也从不同领域汲取灵感，包括古伊比利亚艺术，以及非洲和大洋洲的面具和雕塑，开始刻画形态极其简单的人像。他在1907年创作了著名的《亚维农的少女》正是这时期的实验之作。展厅中，一幅半身肖像作品是其试画《亚维农的少女》的习作之一。

在《亚维农的少女》及其立体主义时期后，毕加索笔下人物的形体蜕变演化得更为奇幻荒诞，如展出作品《杂技演员》（1930）。这其间，他的人物灵感往往取材自其伴侣。他笔下的抽象形体，流露一丝情欲和暴力的意味，反映出他与女性之间紧张、时而粗暴的关系。

展览现场，毕加索试画《亚维农的少女》的习作之一

“和平”是毕加索的宏大叙事。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遭到轰炸，令毕加索深感震惊，并为此创作了多件表达对战争痛恨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格尔尼卡》（1937）。此次展览呈现了《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1937）和《为〈格尔尼卡〉而作的马头草图》（1937）。M+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后者是《格尔尼卡》的试画习作之一，“由于《格尔尼卡》是国宝级艺术，不能出境，所以这次很幸运能从马德里国家艺术中心借展这张习作，从局部视角呈现当时毕加索的创作状态。”

展览现场，毕加索作品《为〈格尔尼卡〉而作的马头草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选择于1940至1944年留在被纳粹占领的巴黎。法国解放后，他出于对法国共产党反抗纳粹的欣赏而加入成为一员，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议会，包括1949年于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为推广这些会议而创作了和平鸽图案。

和平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艺术图案，在中西方艺术文化中搭建了重要桥梁。在毕加索作品边，主办方展示了印有和平鸽图案的邮票，宣传册，以及中国艺术大师家齐白石所画的《和平鸽》，形成呼应。据悉，策展团队在筹备之际，发现齐白石生前看过不少毕加索作品。有文献显示，齐白石案头曾放有毕加索画册。而根据相关名家回忆与记载，毕加索也曾推崇齐白石，两位艺术家并未见过面，但他们的艺术精神跨越了地理限制。

展览现场，与和平鸽有关的作品

展览现场，齐白石绘制的和平鸽

齐白石绘和平鸽

毕加索的四种原型

除了聚焦毕加索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展览还归纳了他为何被视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艺术家的四种“原型”——是天才、局外人、魔法师，也是学徒。

第一原型是“天才”。毕加索年轻时已展露非凡才华，他也因此奠定名声。他的漫长艺术生涯涉及多个时期和风格。其中，最为人熟悉的也许是他为生命中遇到的女性所绘画的肖像。他有很多情人及伴侣，包括费尔南德·奥利维耶、玛丽·泰蕾丝·沃尔特、多拉·玛尔和弗朗索瓦丝·吉洛等。展览中，多幅毕加索代表作皆是为这些女性描绘的肖像。

展览现场，毕加索绘制的女性肖像

毕加索很了解被称为天才的威力，并经常在作品中将自己塑造成拥有超乎常人之能力的神话人物。1920年代末，毕加索以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作为自己的替身。他笔下的牛头怪时而险恶，时而淫荡，时而脆弱不堪。牛头怪象征兽性暴力和性欲，体现了他作品中探索的各种情感状态和不同人生阶段。

巴勃罗·毕加索，《盲眼牛头怪于星夜由玛丽．泰蕾丝和鸽子引路》，1934至1935年，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展厅现场，记录毕加索创作的影片

到了晚年，毕加索依旧不断创新和实验，一大批自由狂放的作品仿佛要印证自己取之不竭的才华。他说，为了画得像拉斐尔，他花了好几年，但为了画得像个小孩子，他花了一辈子。追求童真成为他的终身目标。

“局外人”是主办方总结的第二原型，讲述了毕加索游走于主流边缘，以局外人的角色挑战社会规范。在其创作生涯中，毕加索大都在反抗固有的艺术传统和风格，并选择描绘社会边缘人物。这也为他成为立体主义始创人之一，掀起一场颠覆具象绘画的艺术运动作为伏笔。

巴勃罗·毕加索 《杂技演员》，1930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巴勃罗·毕加索 《台座下的大静物》，1931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第三原型是“魔法师”，强调了毕加索是如何将寻常的场景和对象转化成非凡的艺术作品。毕加索的魔法体现在发明了拼贴艺术，将现成纸材或其他物品粘贴在平面之上；他也是集合艺术的先驱，擅长把各种现成物件组成立体艺术作品。他经常采用毫不起眼的物件，例如廉价金属、废弃木材等，并将其组合成出色的艺术品。展厅中，策展方将毕加索的静物画和人像，与亚洲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作品并置，以此展现艺术家们延续了毕加索的神奇魔法，从日常中发现新奇的艺术。

巴勃罗·毕加索 《山羊头颅、瓶子和蜡烛》，1951-1953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展览现场，毕加索制作的陶器

自1940年代起，他开始视陶艺为重要媒介，并创作了大量陶器，包括一些饰有鱼、水果、餐具的陶碟，以及有着人脸的猫头鹰等图案的陶瓷。而展厅中的一组陶瓷呈现了他在创作中向古希腊和罗马陶瓷学习。

最后一个线索是“学徒”，也是毕加索的重要身份。他经常向前辈艺术家及创作人学习和借鉴，从他们身上汲取灵感，尝试以一己之道与其一较高下。毕加索总是刻意以某种方式对待历史，要么单纯地参照特定类型，要么重新演绎经典，又或是在同一作品中融汇不同风格。展厅中，《手持尖刀的女子》借鉴于《马拉之死》，《朝鲜大屠杀》则是借鉴了马奈与戈雅描绘的枪决场景……他是渴求学习和实验的人，最终超越前人，成为艺术大家。

展厅现场，毕加索作品《手持尖刀的女子》，借鉴于《马拉之死》

巴勃罗·毕加索《朝鲜大屠杀》', 1951 , Musée national Picasso-Paris , © Succession Picasso 2025

与亚洲“学徒”的对话

来自亚洲的艺术家们亦是学徒。贯穿于展览始末的还有亚洲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风格及艺术精神，也都受到了毕加索的影响。主办方表示，“展览展现天艺术家毕加索是如何被认知，并被其他的艺术家所不断重新诠释的。同时，展现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的艺术家是如何在一个展厅里用艺术相互对话的。”

陈福善《立体海鱼图》，1959年，由陈福善信托借出，尚待完成收藏程序，© 陈福善信托，图片由汉雅轩提供

野口勇 《奇鸟》，1945/1971年，M+，香港，©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 / ARS，摄影：梁誉聪，图片由M+提供

在展出的亚洲艺术家中，林飞龙无疑是特殊的一位。他于1902年生于古巴，父亲是从广东移居至古巴的华人，母亲是有西班牙血统的非裔古巴人。他把自身混杂的文化传统元素，与其在欧洲研习的西方前卫艺术糅合起来。1938年，林飞龙在巴黎与毕加索见面，两人惺惺相惜，成为朋友。毕加索更将林飞龙介绍到自己的社交圈子，称他为自己一度失散的“表弟”。如同毕加索从希腊神话汲取灵感那样，林飞龙从古巴的文明中寻找灵感，而在艺术表现上，他的作品也能看到毕加索的影子。

展览现场，林飞龙《女子与鸟》，1949年

在林飞龙的作品背后的一整面墙上，悬挂着许多画作。乍看之下是毕加索作品，但走近细看，则会发现这是对毕加索作品的重新演绎。这是日本艺术家兼设计师田名网敬一的《毕加索〈母子像》之悦乐》系列。田名网与毕加索的对话不光显现在模仿与再创上，还有在生命最后时段的艺术精神上。毕加索晚年的丰硕作品也反映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彷彿意识到时日无多，几乎不由自主地创作，直至生命的尽头。而田名网的系列也创作于最后几年，共创作了500余幅毕加索主题的绘画。

展览现场，田名网敬一的《毕加索〈母子像》之悦乐》系列

生于英国，工作于德国的艺术家藤原西蒙的作品《谁被拖延？（吉他，秋天）》则是对毕加索经典之作的演绎。他参照毕加索的《吉他》（1912），以纸板和绳创作了自己的卡通熊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吉他是毕加索非常钟情的题材，除了外形如同女性身段外，吉他的音孔让人窥探其内部结构，为他带来灵感，启发他实验如何在平面画布上展现立体空间。

展览现场，藤原西蒙作品《谁被拖延？（吉他，秋天）》

1970年代中期，一群年轻艺术家于北京组成地下团体无名画会。他们就像年轻的毕加索一样，从身边事物汲取创作灵感，促进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展览中，有多件中国艺术家对于毕加索的致敬，如曾梵志绘制的毕加索，在素淨的背景前，格外惹人注目；严培明的画作描绘了毕加索与家人。

展览现场，中国艺术家们绘制的人物肖像

展览现场，严培明描绘的毕加索与家人

而女艺术家廖逸君与其男性缪思Moro之间的互动方式，与毕加索形成对比。廖逸君把伴侣兼合作者Moro塑造成艺术史和流行文化中的不同角色，以此促使我们重思艺术家与缪思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中的性别问题。

展览的最后，是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的《安魂曲：创造的剧场/巴勃罗·毕加索扮相的自拍照》。森村以假脸皮、秃发头套和条纹水手衫重新演绎杜瓦诺镜头下的毕加索。两张照片也有不同之处，杜瓦诺的照片里，毕加索面前的餐盘来自其陶艺作品，森村面前的餐盘取自“格尔尼卡”的局部。这一幽默诙谐的致敬，也提醒着观者，模仿和挪用向来是艺术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延伸出当代艺术中所关注的身份等问题。

森村泰昌的《安魂曲：创造的剧场/巴勃罗·毕加索扮相的自拍照》

此次展览由 香港M+博物馆艺术总监及总策展人郑道炼、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研究员法兰索瓦·达罗共同策划，并由M+藏品策展人陈欣怡协力。

展览由香港M+博物馆与法国五月艺术节联合呈献，亦是2025年法国五月艺术节之开幕节目。展览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冠名赞助，主要赞助包括汇丰、国泰、中渝置地及安达人寿，亦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资助。

开幕预览活动现场，呈现舞者与毕加索的手。图片致谢Chubb安达人寿香港

开幕预览活动现场，呈现舞者与毕加索的手。图片致谢Chubb安达人寿香港

展览将于3月15日展至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