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首，始烧于北宋（公元960-1127年），在金兵南侵的靖康之变中，和北宋王朝一起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史料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语见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南宋大文豪陆游也曾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老学庵笔记》）。在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早期高宗赵构时，已经极为难得。汝窑因为制作精巧，釉色滋润，宛如天青，深得崇尚道教的宋高宗的喜爱。南宋时《百宝总珍集-卷九》里，有一首佚名诗如是说：“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值钱，今时押眼看价例”。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武林旧事》中，还罕见的提到宋高宗幸臣下清河郡王张俊府，张俊一次性进奉给皇帝汝窑16件的事情。可见即使是皇家，对于北宋汝窑，也是极为珍罕和喜爱的。否则这种本是皇家自制的瓷器，怎么会轮到臣下拿出自己的家藏品来进贡给君王呢？

台北故宫藏汝窑青瓷盨

汝窑由于靖康之变，北宋典章文物被金人褛夺一空。后来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随即迁赴扬州，以扬州为行在（临时首都）。当时高宗曾经命人携带东京（北宋首都开封）祭器礼器赴行在，旋因金兵南下，高宗仓促渡江难逃，所有祭器礼器均在南渡过程中损失殆尽。最后一批皇家自用汝窑瓷器，也就因此彻底湮灭了。这也是南渡中兴之后，高宗皇帝在修内司自建官窑，仿制汝窑瓷器的原因之一。

汝窑瓷器，在窑址被发掘之前，号称全球仅存67件半。几乎全部都是清宫旧藏，在民国前后散失到国内外。目前主要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大博物馆中，私人收藏的据说仅有四件。刚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来自台湾乐从堂收藏的一件汝窑小洗，以2.94亿港元的价格，刷新了中国宋瓷拍卖的世界纪录。原因就在于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角度，汝窑都无疑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翘楚。本着真精稀的收藏原则，此次汝窑洗的买主无疑是眼光独到，魄力深厚的。

台北故宫藏汝窑盨底刻乾隆御制诗

汝窑瓷器中，盘碟洗类最多，瓶罐等较少。最为珍稀的是三足樽，盏托，还有一类被称为水仙盆的器物。其中台北故宫收藏有四件，业界习称为水仙盆的器物，为世所稀见。特别是其中一件无开片的水仙盆，被台北故宫视为镇馆之宝，全球独一无二。此器高6.9公分，横23公分，纵16.4公分，口径 23 公分，足径 19.3X12.9 公分，重670 公克。此器为椭圆形，盆状，侈口、深壁，平底凸出窄边稜，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施天青色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含淡碧色；口缘与稜角釉薄处呈浅粉色。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灰白胎色。全器釉面匀净无纹片。

汝窑瓷器，史料记载“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目前学者皆以为，蟹爪纹指的是汝窑表面的开片，而无纹者，指的是没有开片的汝窑瓷器。传世67件半汝窑中，没开片的仅有台北故宫收藏的这一件，可见这件瓷器的珍罕程度。说到这件瓷器，还跟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雅好古器，还爱写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诗中，乾隆皇帝把汝窑误为官窑，而且，他把这种瓷器称为猧食盆。乾隆十年五月《活计清档》档案记载：“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按抽屉。”估计在他即位前后，宫中就把这种器型称为猫食盆了。而到了乾隆廿六年写诗，他写到“便是讹传猧食器”（猧本来是小狗的意思），可能他已经认为此件瓷器称为猫食盆（猧食盆）是不对的，汝窑水仙盆的命名也许就是乾隆所为。时至今日，所有学者都认为此器为水仙盆，是宋代种植水仙的玩物。

台北故宫命名为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那么，这种汝窑瓷器真的就是水仙盆吗？笔者精研瓷器数十年，一直以来也未予质疑。近来无事，对宋辽金历史颇感兴趣，乃捡起《宋史》《辽史》《金史》等众多史料进行研读。发现把此种器型命名为水仙盆，实为大误。那么这种器型到底是什么呢？

这要从香炉说起。宋瓷里面，香炉最贵。所谓香炉，乃是焚香之物。南宋时文化繁荣，“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适戾家”。香文化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南宋时兴起，焚香用具香炉从此时起，走入了文人墨客的书房，成为必备之雅物。后世约定俗成，都把宋瓷香炉定为高品。但历史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宋代以祭祀为重，祭祀用的是牛羊猪等祭物，号称太牢，少牢，而不是烧香。这是夏商周以来的国家传统。宋代瓷器，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登堂入室，成为了国家祭祀的重器。《左传·成公十三年》就言：“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君王，出于统治的考虑，无不把祭祀和军事当成国家头等大事，以显示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的权威。《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言：“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历史上的宋徽宗因为亡国，被后人诟病为无道昏君，声色犬马，烧制汝窑官窑瓷器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其实宋徽宗建造北宋官窑的目的是为了“新成礼器”，而不是自用的玩物。这在史料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中兴礼书》卷九《明堂祭器》“器用陶匏”，意思是祭器用陶牧制造。其中的笾为竹制，簠簋豆为陶制，俎为木制，而尊罍之类则为铜制。

西周青铜盨日本东京中央株式会社拍卖品

清代文人黄以周等辑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二“七月己亥诏”可为之印证，其道：（政和三年）七月己亥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立于《图》（即《宣和博古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享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清代学者蒋廷锡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汇考九之七，引《宋朝仪注》，也专门记有：“（元丰六年,1083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为杓”之言。由此可见，宋神宗元丰六年后，祭祀用的簠簋尊豆都改用瓷器了。这种瓷器，理所当然应该是汝窑瓷器，因为官窑瓷器当时还未烧制。（官窑是政和1111-1118年间创立的，见叶寘《坦斋笔衡》“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由此可见，北宋晚期，最迟到神宗时期，祭祀用的簠簋尊豆都是用汝窑瓷器。那么，这件所谓的水仙盆是簋簠尊豆中的器型吗？笔者研究初期，以为这种器型应该是盨，而盨不见于宋代有关祭祀的典籍。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椭圆形深腹四足，，由圈足簋发展而来，用途相同。器盖与器身形态相近但稍小，器盖上有四个方足，为其一般判定标准。青铜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

杜伯盨北京故宫藏

和青铜器对照，我们惊奇的发现，汝窑水仙盆和盨相比，除了没有两个耳朵以外，四足，椭圆形，深腹这几大特征是完全符合的。青铜盨有半环耳和附耳两种，北京故宫藏杜伯盨是半环耳型盨的代表。而上图的日本拍卖品则是附耳型盨的代表作。可见盨这种器型是演变过程是从突出双耳到简略的。到了宋代，新制瓷盨，器型大为减小，瓷耳也不结实，不如直接用双手捧起，所以耳朵省去，也不再需要器盖。所谓的汝窑水仙盆实为礼器青铜盨的瓷制品无疑。但是，宋代《中兴礼书》中记载的明明白白为簠簋，没有盨。这是怎么回事呢？

于两周青铜盨,研究文章不多。原因有二,一是其流行时间较短,自西周中期始出,至晚期大盛,进入春秋早期后又急剧减少,二是它的面貌为人们所认识只是晚近的事,宋代以来习称此类器为簋,而称簋为敦。直到容庚先生著《商周礼乐器考略》,始正其名,盨和簋才划清界限，后世学者称为盨的器型在宋时被称做簋。真相到此大白，原来这种瓷器，在北宋时期，就是簋。南宋《中兴礼书》记载的簠簋俎豆之簋，就是今天所谓的水仙盆。由此可见，所谓的台北故宫藏汝窑水仙盆，实为北宋汝窑青瓷盨，或北宋汝窑青瓷簋。学者不考，谬以数十年矣。今特为之正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