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家应知道，据所有历史资料考证，全国古代制瓷业从来对瓷器的器型及其纹饰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执行标准”。历代皇帝也没向全国瓷窑颁发过瓷器的器型、胎釉、彩料及纹饰的“执行标准”旨意。只有限制某种纹饰与釉色，是皇家专用的民间不准用。

自明洪武时期设御窑厂，历代皇帝只有个别器型是按皇室下达的图样生产的，清雍正与同治、光绪时代多如此。然而，鉴藏家老是以某一馆藏或一考古出土器物作为排比样器，去排比所有被鉴定的类此器物对照某一部位、某一点的高低肥瘦、纹饰图案一划一撇是否到位、色彩是否纯正？借此断其被鉴定器物的真伪。如此鉴定器物致使多少真东西被“看走眼”。

瓷器的器型、胎釉、纹饰及彩料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确有其时代的某种特征。各个朝代皇室及其平民百姓，对瓷器的实用造型及艺术造型，与装饰图案的爱好都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着。然而，每个朝代的窑口千千万万，制瓷业都在山里，因为交通原因各窑口艺人交流甚少，产品的销路也分别在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消费区域与消费群体，所以民窑的器型、纹饰在同时代有地域不同的异变。比如中国东北人的模样与南方人的模样总体就有明显的区别；同个时代江浙的民居与两广的民居外观造型也有明显不同。官窑瓷器因为多数是在一个地方统一烧造，或是朝廷来图照造，部分器型、纹饰会较统一。但，古瓷无论官窑民窑，无论有图样无图样因为都是手工制作，同类瓷器器型也不会象现代机器所做的一模一样，纹饰也不会似定板印刷上去的，横竖一致撇捺一范。

如果一个人，早上上班开始写自己的名字，按上班时间八个鈡头重复地写到下午。看看对比一下，早上写的字会不会与下午写的竖横点撇捺都一个样？肯定会不一样的！何况古时人的劳动工时不只八个鈡头。每天画的画，写的字并不是自己经常写的。有时心情好，工作做得完美细腻些，笔划也美些；心情坏时工作做得粗糙些，笔划也了草。这是人的情绪影响工作行为的实际状况。何况一批同类的货品，其成型及纹饰不只一个人所作。成型有多人，画纹饰也必须多人。人多了，同一批相同器型及其纹饰图案的器物，烧制成成品后，其器型、纹饰图案表现的手法、笔法，笔划的结构也会各有其特点，定然各有所不同。这一点不可否认！民窑、官窑都如此。反过来严格的说：世上根本难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遗存器。

形成于某个历史时段的一个器物，有它特有的器型、胎釉、彩料、纹饰特征。专家掌握了这个器物的特征，即会被定称谓某个朝代的“朝代标准器”。中国历史战争频繁：如民族自己内斗，或是外国侵略，对我国历代的瓷器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民窑也好，官窑也好，有些器型、纹饰当然会在世上被消迹。肯定地说，有部分瓷器的器型及纹饰已是失传于战争破坏与自然损坏中。受自然损坏的或受战争破坏后而遗存下来的器物，其中也有部分器型、纹饰是另类的，至今也应在地上或地下被藏着，尚未有被专家发现。特别是官窑产品，相对于民窑因生产量较少，遗存下来不多，历代藏家都喜欢珍藏，少露于市面。

再者，朝代与朝代过渡之间，有过渡器物，其器型、胎釉、彩料、纹饰在朝代变换交接中产生，要全部认识它们只有从水里、地下中出来，才使我们增添了一些新的认识依据。

历史上的陶瓷器的器型、纹饰特征也有间隔若干代后，又被后代制瓷艺人拾取参照，用于后代制瓷工艺上，会产出部分器型纹饰与前代巧合的器物。所以，把一些遗存在世上的瓷器，从现有瓷器图录中査不到的器型及纹饰，又没有可依样的“排比器”对比参照，就认为是伪器，这是“瞎子摸象”式的鉴定。决定器物的真伪应是结合历史现实，万不可老套呆板。应该提醒，各朝代的器物器型、彩料、纹饰除了少数一些是帝王指定图形烧造外，（如清代雍正朝皇帝喜欢亲自参予瓷器纹饰设计及器型设计）。多数都是瓷工们以宫廷喜爱为主格调，加上自己的想象去创造设计的。因为是手工，艺人又多位，瓷坯也有不一致含水量，较干或较湿。所有同类型器物的厚薄、高低、阔窄、甚至重量大都是不会统一，除非是现代的制瓷流水线用一个模式统一制造烧出。

古代的制瓷业，尚若是要求严格的御窑厂，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候制作两三个同样瓷器，其器型、胎釉、彩料、纹饰或其貭地厚薄也许会是一模一样（实际很难，要一模一样花费的时间很多，除了要专门仿造）。不同批的，一定有些变化，这是铁定的事实！鉴定瓷器应知道，单是御窑厂的制瓷工匠，每个工序都有“作工”多人。宫廷定下来的制造数量不是只靠一个人单独能制作完成。所以对一个器物的器型、纹饰有时可以研究他的细小特点，有些是不应拘于某一点的不同，而去判定真假。“作工多人”就说明同类器物，器型及画面笔法风格应有多样化，构图虽一致，下笔运笔有所不同。只定于某点某部位上与所谓“排比样器”排比对照，以狭隘的相同与不同的鉴定理念，是会鉴错的！这等于认为历史上某一个朝代同类器型丶纹饰的瓷器制作，不论民窑与官窑，制坯与彩绘各个工序全由一个人所为，否认了“作工多人”这－事实，此实际吗？古瓷的鉴定如果死呆地用“排比法”，那就可能成“瞎子摸象”，研究一个自认为是真古瓷，而去排比另一些瓷器而判真假。可以说，世上没有第二个与排比器一模一样的器物。

如图78与图54明代的不同朝代梅瓶，瓶口颈部同样是梯形特征，如果用书本上的：明代梅瓶口颈部“决无梯形感”的理念，此类瓶作为排比样器，用排比方法鉴定如此类形状的明代梅瓶，岂不是瞎子摸象似的大错！“真”与“伪”会被颠倒的。

“器型、胎釉、彩料、纹饰”，每个朝代有它自己的形态特征，虽这是已知规律，但不等于未知的就没有。一概否认后发现的器型、纹饰存在；或否认后代没有前代那种器型及纹饰，认为隔代的器物其器型、胎釉、彩料、纹饰的某一个部位不能与之前朝一致或是另样，如某部位与前代一致或图录中找没有的另样纹饰、器型就判为伪品，这是鉴定上的一种不应该犯的错误，不符合事实，也不科学。

随着时代的推移，未被发现的的另样古器物会愈来愈多。某一个时代的型器、纹饰会在另－个时代产品上出现，而用已知的某一个时代的特征，去排比对照另一个现存的器物是否各种特征与之吻合？而决定它的真、伪是会错鉴的。古瓷的鉴定应是科学的、仔细的、合符实际，不可用原始而呆板的方法去鉴定新发现的物件。

但是，鉴定者也应知道，每一个时期，或每一个朝代都有时代生活习惯的实用器，有当时人们喜欢的艺术造形及纹饰。这样才产生了各个朝代器物各自的时代特征，也就是所谓朝代的“标准器”。这是不可忽略与否认的。特有的时代器型、胎釉、彩料、纹饰也是历史遗存器物分时代的重要依据，这种依据甭想否定。但是，认定时代特征界限应较模糊。某朝代的标准器的纹饰、器型有些会延伸到下个朝代才被弃代。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这样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发现一项工艺和某些纹饰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很易受其迷惑。”

这是耿宝昌先生多年的实践发现告诉了鉴藏者。如浙江的紫砂茶壶，自明代至民国，都有不同的艺人在生产，只为泡茶这样一用具，它的器型虽有时代变化，有的跨越了百几年后产出的茶壶，也与先人做的遗存器一模一样的巧合。

瓷泥做的瓷器也如历代艺人用沙泥做茶壶，每朝代产出的器型千变万化。或是随艺匠的爱好；或是时代观感的爱好；或是为当时社会日常应用的需求而造型及上纹饰。器物器型与纹饰多而复杂，有些还会有意无意地复古。历史朝代的不同而某一造型的茶具会重复地出现在好茶者手中。明成化朝的瓷器器型、纹饰，就有一部分重复先朝宣德器的器型、纹饰。清康熙、雍正、乾隆就喜仿古，仿成化、仿宣德。碗、盘之类产出的时间不同，朝代不同，但重复器型不少。

瓷器的器型、纹饰各朝代都有其特征，但不能只把现有己知的实物做为唯一的排比鉴定样器，因为中国国土辽阔，多族群。江、河、湖、海、山脉众多，上古交通极为不便。那时人们思想闭塞保守，制瓷技术交流少，窑口千千万万，都同时按一定的标准生产瓷器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鉴定不应把没见过的瓷器器型定为赝品、臆造、伪造。

如果按已知的器型、胎釉、彩料、纹饰作为标准而去否定不知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是大错。

一个朝代的历史存在，如果只生产现在已知的几种特征的瓷器，那不是有些悲哀了吗？古老的瓷业还会发展到现在这么辉煌吗？古代劳动者思想虽保守但并不呆板。

目前，中国陶瓷研究多是以宫廷用遗存器，也即官窑器，作为主要研究物件，虽然有些朝代对需用的某一类瓷器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有严格要求，限制滥产。但多数还是由御窑厂按朝廷的喜好自行设计制造的。虽清代雍正皇帝有亲自参与设计、修改御用瓷的器形、纹饰图稿。但可以说，因为皇宫用瓷量巨大，他所重视参与产出的瓷器只是少数，只占宫廷用瓷一小部分而已，且多为自用。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及时间亲自参与所有宫廷用瓷每款的设计，或过问。而民窑对某种官瓷的纹饰会受到官家一定的限制。而民窑对瓷器的设计、创作海阔天空，为生活日用而制作，任所爱为，无拘无束。

实际官用瓷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也是很丰富的。从全国各地不断出土，包括官窑场址的考古出土；地方的窑藏及陪葬器的出土；历代江、河、湖、海沉船捞出的瓷器，新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不断显现在世人面前。证实了遗存于现今各博物馆（院）中己知各时代各类陶瓷器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远远不能代表历代陶瓷器所有特征。特别指出的是，只用故宫传世的器物（瓷器）去套死历代所有产出物（瓷器）的胎釉、器型、彩料、纹饰未必是绝对全面的、唯一的！文物鉴定老专家孙学海先生说过：“我们的历史太悠久，各种文化在历年出土、出水物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都曾经灿烂过一段时期，很多东西我们没见过，但不等于没有”。

故宫（包括台湾故宫）遗存的传世瓷器只是专家们研究古瓷器的一小部分，历代产出的器物，在历史动荡的长河里流失的极大一部分，它们的器型、纹饰以及胎貭未被后人能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更谈不上已经研究透彻，不能以区区已知几件瓷器的特征，而概括相对应的时代官窑所有产出器的特征，及至众多民窑产出的瓷器所有特征变化。

如明代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间与贵妃万氏喜欢玩小件瓷器。如果他们只玩现存于博物院里那么些器型瓷，不论谁都会玩腻了。而成化朝瓷器的烧造：“成化间谴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食货志》）。宣德朝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瓷器44.35万件，成化朝的烧造数量虽历史没记载，从“最多且久，费不赀”最低估计也应烧造几十万件！因为皇帝与万贵妃喜欢玩瓷器，器型与纹饰应是千变万化。部分遗存还在地下或部分藏于民间，而毁于历史为多数。北京及台北故宫和其他博物馆藏的只是小量一部分而已，已后在考古发掘中及民间收藏中会发现大部分新的器物。新发现的成化器物，在民间应该不少，所有博物馆连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器图录中，都没有纪录，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

现有各地的博物馆，在近代增添了很多各朝代的展品，大多数展品都是出水出土来的，它们的胎、釉、器型、纹饰、彩料有些以往看都没看到过。

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从福建省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沉船，出水了约一万六千件的瓷器，有一百多种不同器型、纹饰的瓷器（不包括先被群众发现，而被抢盗的约三万多件）；这些瓷器器型和纹饰大多数在各类已知的现存数据库的图录中鲜见。现在还没有见到有考证的文章，指明是景德镇某个窑口烧造的，因为景德镇至今还没有从考古中发现有烧制这类瓷器的窑场，没见有遗弃下来的碎瓷片。这样的器物或是其他的地方窑口烧的？这需要有其他地方窑址的遗存物佐证。越南国金瓯海域出水的清中期瓷器，多数器型、纹饰在中国现有图录中也少见。

显然，对古瓷器的鉴定，不能以现存于世上那极有限的一些器物，作为排比鉴定的唯一标准型器去排比、对照另一个被鉴定器。瞎子摸象式的鉴定常会武断地把真器物否认，有时真古器会在鉴定者目中成为所谓“臆造”的伪品。然而，也不能盲目地把现代特有的如矿泉水瓶的器型瓷，鸡嘴对鸭嘴真古假古争执不休，这是对古瓷器极无知的认识。如果鉴定一个从未见过的器型及纹饰的器物，不应简单、武断地以“臆造”这个观念去定它是伪。

中国的瓷器制造历史悠久，胎、釉原料来源多地区；器型、纹饰及其彩料呈色丰富多彩，变化万千。某种器型生产量多的器物，历史遗存量肯定多些；生产量少的器物历史遗存量相对少些。多了，大多数人认识，后世人把它定格为标准器；量少的，多数人不认识；从没见过的器物，被多数鉴藏者认为是臆造器，定格为赝品。这种没科学依据的糊涂鉴定，往往埋没了多少历代精品瓷。

历代瓷器的胎土、釉、器型、纹饰、彩料多是在阶段性变化中。也有不是阶段性变化，而是混杂性变化。这种混杂变化出自于每批量器物烧制的火候、瓷土、釉、彩料等的不同或配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火温的变化。故从胎土、器型、纹饰、彩料的某一特征作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器物特征，去排比鉴定时代的遗存器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