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在1300℃以上的高火度还原焰中而成，是清康熙朝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时所创烧的一种别具一格的高温铜红釉

（图1）。“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的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制度控制不当，以至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的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潘文锦《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1985年第2期《景德镇陶瓷》P25页）。

“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在谈到康熙制瓷功绩时，亦说到郎窑红和豇豆红是郎廷极仿明宣德红釉的产物：“‘郎窑’是指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事时所烧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有：仿明宣德红釉的‘郎窑红’、‘豇豆红’色釉及仿宣德的青花，仿成化的青花斗彩和仿永乐的白釉脱胎器等，它代表了康熙晚期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水平。”

郎窑红自诞生便以釉色和稀罕，名闻天下。与郎廷极同时代的文人刘廷玑称郎窑红“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民间则有“若要穷，烧郎红”一说，说的是郎红釉的烧制难。

祭红亦即霁红

（图2），因用于祭祀，故名。祭红一度与祭蓝齐名，《浮梁县志》上有诗云：“百种佳瓷不胜挑，祭红祭翠比琼瑶……”但釉色好的祭红远较祭蓝难得。祭蓝祭红均为元代景德镇窑创烧，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窑几乎从未间断过生产。祭红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 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红釉（王伟明《祭红釉生产工艺中的一些体会》、1985年第2期《景德镇陶瓷》P20页）。烧成后的釉面呈失透状，釉、色深沉安定，口沿下不露白，釉不垂足，汁水均匀凝厚。以明初永乐、宣德的鲜红、宝石红最著。祭红釉的烧造至明代嘉靖朝便失传，万历时以低温铁红（矾红）替代，至清康熙朝，高温铜红釉才恢复生产，时谓“霁红”，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郎红与祭红的区别

郎窑红与祭红在外观上的各自特征为： 1 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釉子清澈透明，光亮夺目；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釉子浓郁呈失透状

（图3）。 2 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足”，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所以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

（图4）；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现象，由于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祭红的另一特征是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而郎红器要么没有“灯草边”，要么系“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64、P221页、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

3 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显得活泼、灵动、多姿：器物口沿下露白，器身越往下色泽越浓重，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非常美妙。这艳丽的釉色，被看成一代绝品，是郎窑瓷的代表作。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暗红色或黑褐色，且会出现一环呈羽翅状的黑色纹理（俗称野鸡翅），又非常奇特（参见图1、图2）；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 5毫米之间

（图5），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 2毫米左右。

4 用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既细小又稀疏；清代祭红的釉泡相对较大、较稠密，而永宣祭红釉的气泡分布，则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却个子大，大得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参见图5）。 5 郎红的釉层内开有大小纹片，祭红无纹。 6 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桔皮纹现象偶尔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桔釉现象，对比之下可见，明代的桔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桔皮纹则较乾隆朝大。

7 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

（图6）；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指米汤釉或苹果青釉或红釉底特征）。

8 康熙的官窑器自康熙十九年起大多带上款识，但郎红器均无款；而祭红器通常署有官款

（图7）。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与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缽和瓶，瓶多为梅瓶与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