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解角图卷》，纸本，25cm×245cm，旅顺博物馆藏。此卷描绘了乾隆皇帝在南苑进行狩猎和阅兵后的山林旷野。

卷首有《御制麋角解说》：“壬午为鹿角记，既辨明鹿与麋皆解角（指被包围已解除的一角）于夏，不于冬，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过冬至，陡忆南苑有所谓产者，或解角于冬，亦未可知。遣人视之，则正值其候……持其已解角以归。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者，有如是乎……”

全图苍山乱石，屈曲丛密的松树，三只麋鹿或爬或低头进食，为人们展现了塞外冬日空寂安静的景象。构图缜密繁复，沉稳又不失灵动的笔墨，精细而无刻露、圆熟之弊，代表了董邦达在乾隆时期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董邦达广习历代名家技艺，除吸收董巨皴法及黄公望浅绛画法，还受“清初四王”影响颇深。但与“四王”不同的是，他更加重视绘画的生气，作品既能迎合皇帝喜爱的盛世升平气象，又有文人画家所追求的幽远意境。其画作中年秀润，晚年苍浑，用笔在不生不熟之间，绝无狂妄之态。尤其晚年之作沉雄朴茂，极具巧拙野逸之趣，所呈现的文人意趣，继承南宗笔墨的野逸疏放，与董源、董其昌异曲同工。他将文人逸气带入宫廷，与清代宫廷职业画家的华丽装饰明显不同，成为当时宫廷中雅文化的代表。

董邦达《解角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