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说,做收藏这种事情,需要一点狂热。他不缺。十几年前,当这个本名徐宗懋的台湾人以“秦风”为名开始收藏老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还原历史的情境之中了。从台湾地区辅仁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为《中国时报》做记者,秦风曾在南非、利比亚、菲律宾、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历经战火,子弹曾从他脖颈后部穿过口腔,差两厘米就击中脊髓,几乎没命。看透了死亡,所以更热爱真实,不管是当年收藏老照片还是现在痴迷于记录中国历史的西洋版画,秦风希望的都是能为大历史提供细节和多元视角。
当年他收藏老照片几乎散尽家财,曾为了得到一组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测绘的地图和照片,他抵押房子才换得25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当他把关注从老照片转向记录中国近代史的西洋版画,仍然是不惜所有的劲头。秦风用两年时间收藏西洋版画已经超过1000张,说到个中经历,最大的困难仍然是资金,“筹钱、借钱、卖东西”。只是一切甘苦,他觉得都值。
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当发现中国收藏领域的这个缺失,他开始朝思暮想
秦风涉足这个新的收藏领域始于编辑《跨越海峡》期间。他说,台湾地区其实有一批藏家多年前就开始收藏西方人百年前的铜版画,但只跟台湾主题有关。当时他要找的是中法战争的绘图,尤其是跟马江海战或福建城市景观有关的,可是他求助的那位友人没有这一主题的收藏。他最后好不容易在台北某拍卖公司的目录上找到几页法国《画报》,正是1884年刊印的马江海域铜版画。通过这次经历他发现,无论是视觉效果或纪实作用,高画质的历史事件铜版画都比模糊不清的老照片要强很多,于是他开始考虑收集关于福建风情的铜版画,作为自己图像史料的一部分。他想到了认识8年的荷兰朋友蓝柏。这位蓝柏先生专在欧洲收购台湾主题的老照片和文物,每年都会带一批东西到台湾地区,卖给收藏家朋友,和秦风也曾交换过老照片,很熟悉彼此的喜好。2007年春,蓝柏如约给他带去一批1884和1885年的法国《画报》和《画刊世界》,关于中法战争的铜版画大约五六十份,这是秦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法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绘画记录,非常兴奋,立刻用一批珍藏的印度尼西亚老照片交换。当研究稍稍深入,他发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有一种收藏缺失:中国内地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实经常引用西方绘画,但目前博物馆和美术馆并没有这方面的收藏,这意味着如果要出版原件,只能到欧洲的博物馆去借,或者到欧洲文物市场上去找,通常这是大单位才能办得到的事。秦风近年和内地出版界接触也比较多,以他的经验,这样规模的工作从立项、组织队伍、编列预算、外事接洽,到取得材料再开始编辑,起码三五年,最终的结果还很难说。“或许过去条件较差,比较没有寻找原件制作的精神,图像史料绝大多数都是长年翻拍使用,习以为常。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绘画数量相当多,但至今中国人尚未系统性地收集和整理。”多年来他都对图像史料欲罢不能,这个新的收藏方向让他朝思暮想,“最后变得好像不做就会得忧郁症一样”。
秦风面对的问题首先是资金,以目前文物市场价格的高昂程度,他感觉独自完成这个收藏计划可能会有困难。另外就是收藏途径。在西方,有关中国的版画收集研究曾位列显学,收藏者众多,旧报刊市场上的好东西大多已掌握在各方藏家手中。秦风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法国文物商店里比较常见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报,1900年以前的已经很少见了。考虑再三,秦风觉得唯一可行的是找到愿意割爱的收藏家,说服对方成批转让。在几个朋友帮助下,他买下了首批藏品,这些藏品仍然来自荷兰朋友蓝柏,对方将自己手中收藏多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铜版画和石印画转让,这些版画曾刊载于不同的法、英画报,时间从1860年一直延续到1901年。目前秦风的收藏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刚刚整理出书:《老北京与西洋铜版画典藏》和《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各收录180张铜版画;另外一本《西洋铜版画与近代中国》,收录了130张,主要反映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以及南京、舟山等长江沿岸的城市和乡村景观。这些景观今天多半都不在了,这批版画对近代城乡地理研究很具文献价值。6月15日,北京今日美术馆将以他收藏的180张版画举办一个展览——“西洋版画与北京城”,策展人是陈丹青。他和陈丹青因为抗战老照片的收藏而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书,陈丹青的书正好也在那里出,我们成了不错的朋友。我给他看新收藏的西洋版画,他就有了在北京办展览的想法”。最初秦风也只是想用这些收藏办展览,但现在他想把它拓展为一个美术类别来研究,“中国人玩收藏,有个不良循环:高价收藏的东西,往往是最好的东西,可因为最好,又往往成了最隐秘的私藏,不能发挥它对于公共教育的价值。这些西洋版画具有历史价值,我希望能从收藏延伸成一种文化的使命”。
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
秦风的部分重要收藏来源于法国《画报》旧刊,其中“庚子事变系列”的彩色版画,他收有36张。据秦风考查,《画报》发行量大约几千份而已,所以他收藏的这些版画,每版发行应该不超过3000套,而且肯定是第一次印刷。他介绍说,版画在人类印刷史和美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在照相印刷尚未问世之前,每一张画都需刻一块版,而且印刷比例只能一对一,十分费时。一份画刊如印有20张大小一样的插画,就需要刻20块版。版的质材通常有石版和铜版两种,铜版是坚硬的金属,可以刻出精细的条纹,印出来的效果异常精美,收藏价值更高。可以说,当时作为大众读物的欧洲画刊,印出来的石版画或铜版画,每一份都是赏心悦目的美术品。由于兼具新闻纪实与艺术鉴赏双重价值,这种形式的画报深受读者喜爱,著名铜版画家也同样名列时代巨匠,他们的单张作品成为中产阶级喜爱的收藏品。即使在照相印刷兴起几十年后,版画形式的画报仍然畅销,根本原因是它的美术魅力让人难以舍弃。
对于自己收藏的这些版画,秦风认为它们的功能首先是新闻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摄影术诞生不久,照片成本依然昂贵,传播范围也不大,所以版画在新闻传播上仍然担当着主要角色,和它在美术观赏上的意义相比,传播性和实用性显得更重要。比如法国《画报》,是当时巴黎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的周末增刊。《小日报》1863年创办,1944年才停刊,最初只是日报,有时事报道,也发表受市民欢迎的小说连载,发行量一度超过百万份,于是才在1884年有了《画报》增刊。《画报》的卖点,就在封面和封底刊登的这些大幅精美版画,用版画来报道一周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有关中国的新闻,如1883年和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1899年庚子事变,都通过这份《画报》刊发传播。
在秦风的这批收藏里,除了一些英美画刊根据照片找人创作的铜版画,如1900年的北京城大清门、八国联军在紫禁城进行凯旋仪式等场面,另外还有几位引导西方看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师的作品。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作品对西方产生长久影响的“东方画家”主要是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 Nieuhof)、威廉姆·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和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
16世纪欧洲与中国活跃的贸易关系,引发了17世纪欧洲各国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出版高潮。最早关于中国的直接描绘,是荷兰人约翰尼斯·纽荷夫1665年在他书中发表的铜版画。他曾是绘图员兼水手,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访中国,他将自己从澳门到广州的一路所见都用文字和素描记录下来,回国后辑录为《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一书,“荷文版”在1665年出版,英文版则在1669年出版于伦敦。他对中国地貌风景和建筑物的描绘,让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见到有关中国的视觉形象。
英国人威廉姆·亚历山大和托马斯·阿罗姆分别生活在18和19世纪。身为建筑师和插图画家的阿罗姆并未到过中国,他广为流传的铜版画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China,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出版于1843年,其实是依据18世纪英国画家威廉姆·亚历山大的一本水彩画册而创作再现。1792到1794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使团到中国,亚历山大以画师身份随访,绘制了一批水彩画,记录使团所到之处的形貌,有乾隆皇帝接见使团的宫廷场面,也有坊间百态,出现了官员、士兵、民间艺人、纤夫、轿夫、剃头匠等各色人等。它们不但是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最早图绘资料,还成了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源,包括阿罗姆的版画集。英国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东方与印度”主题的印刷—绘画部,收藏了很多东印度公司时期关于中国家具、建筑、贸易等方面的图绘,其中就有亚历山大当年描画中国的这本《亚历山大素描册》。从阿罗姆的版画看,西方对中国的观看多半还停留在赞美的阶段,仍然呈现着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帝国,比如对北京城的描绘,城楼宫殿即使和本来面貌有出入,也多是变得更加高大巍峨,尚且维持着一份帝国的体面。在秦风的收藏里,其中一张就是阿罗姆描画的北京西直门外景色。画面上有城墙、箭楼、西直门、角楼、护城河、牌楼,城门外是各色人物,即使是老照片中也找不到这样细节丰富的全景。尽管有些细节经过了两代画师的艺术加工,但仍不妨碍它再现老北京的景象。
秦风说,3个世纪以来,中国主题的西洋版画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图像记录,它体现了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和中国的交往态度以及对中国的想象。到1920年以后,版画在报纸上慢慢被淘汰,它的传播性才告结束,秦风说:“我估计目前存世的西方记录中国历史和事件的版画,大大小小,总量大约有数千种。这些版画的传播,曾集体影响到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参照,我想这就是收藏和整理这些版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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