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宁波的收藏爱好者都知道，天一阁馆藏全国闻名，却很少有人得见其“镇馆之宝”《平定回部得胜图》的庐山真面目。“出于保护真迹的考虑，它极少被拿出来示人，仅有的一次是在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在1947年3月，被公开展览过3天。”天一阁博物馆典藏研究部主任饶国庆告诉记者。

　　然而，今年以来，凡是到天一阁参观的人都有机会看到这幅得胜图高仿品，几乎可以乱真的高科技手段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欣赏、甚至收藏到这些难得一见的艺术顶峰之作。

　　作伪

　　利益驱动偏离仿制初衷

　　提到高仿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造假：年初在北京拍卖出2.2亿元天价的“汉代玉凳”，被爆是邳州玉雕艺人赵先生花上百万元制作的高仿艺术品；随后，更有藏界人士枚举出收藏界的“十大造假事件”和“十大造假产地”，江西景德镇、河南南阳、河南洛阳、北京、陕西西安等均榜上有名。

　　高仿品甚至还催生了一个特殊的收藏群体——“国宝帮”。2009年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数十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将号称价值数亿人民币的66件文物捐献给汶川，其中多件“国宝”被指是假得离谱的赝品，而偏执到非“国宝级”藏品不收的“国宝帮”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宁波也有这样一个收藏群体，号称花几万元、几十万元买一个清三代官窑瓷器，可能吗？而且‘国宝帮’的特点是非常固执，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经验不足，总以为自己棋高一着，能够捡到别人捡不到的漏。”一位藏界人士透露。

　　一些知名专家和鉴定机构也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赝品鉴定成真迹，从中收取鉴定费，以谋取私利。

　　利益驱动之下，高仿品成为造假圈钱的工具，这实在有违文物仿制的初衷，仿制古物在中国历史悠久，反映的是中国人尊礼好古的文化精神，在宋、明、清末民初，分别出现了三次仿古高潮，出现了许多高仿精品，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带入坟墓之中，如今流传下来的都是当时的书法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临摹的仿本，同样是伟大的书法作品。

　　复古

　　授权复制有别于赝品造假

　　其实，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如果将高仿市场加以规范，不仅有利于收藏市场的理性发展，而且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领略孤品真迹的精髓。

　　授权复制品的逐渐兴盛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和意图浑水摸鱼的赝品不同，它是经过原作者或收藏者授权的印刷品，通常都附带收藏证书或博物馆的委托证书，而且为了增加复制品的收藏价值，也会采取限量制度，在复制品后面编号。

　　日本二玄社的珂罗版印刷术和中国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术分别是国外和国内的两大高仿真复制品“鼻祖”，当今的数码技术更是将之推向制作高峰。“木板水印技术的局限在于由于是木制板材，在笔墨的浓淡和书画的肌理上会显得表现力不足，而珂罗版印刷术则采用的是和纸，材质上不能和原作完成一致；相比之下，现代数码技术按原尺寸对原作进行高精度扫描，通过十几道颜色比对，不仅与真迹完全吻合，而且材质也可以是宣纸或绢本，与原作完全一致。”宁波影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波告诉记者。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2009年南京艺术学院的某教授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如厕时突见明代著名书画家王宠的扇面，随后对媒体宣布“发现真迹，价值在1万美元以上！”而台北故宫立即回应——此乃售价50元新台币的二玄社量产复制品。

　　张波今年与北京等国内著名博物馆合作，开始了对中国历代名家书画的高仿真授权复制工作，得胜图高仿品正是由天一阁授权复制。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只有一线城市的六七家公司在制作高仿复制品，影美数码在这方面可谓先行一步。“我们目前已经授权复制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瑞鹤图》、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等传世名画，以及为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复制了《平定回部得胜图》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高仿画《宁郡地舆图》。”

　　收藏

　　艺术价值高于投资价值

　　不过让张波感到困惑的是，高仿真授权复制品在宁波、乃至全国的认可度都不高。今年初宁波市文化馆刚刚举办了一次“典集文化高仿真书画艺术展”，展出了浙江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西泠印社的徐渭草书、君匋艺术馆的徐渭绘画、顾恺之《洛神赋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公麟《五马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王羲之《奉橘、何如、平安》三帖、褚遂良《临摹兰亭序》、张旭《古诗四帖》、颜真卿《祭侄稿》、米芾《研山铭、吴江舟中诗、苕溪诗》等300多件高仿真历代书画精品，然而市民的反响并不积极，很多人认为假画没看头，没收藏价值。

　　实际上，在国外，收藏高仿真作品已经是公认的艺术品收藏形式，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夹也有收藏复制品的传统。

　　我国的著名博物馆也有高仿真馆藏精品的传统，故宫的高仿真书画巡展更是让许多只能在电视或电脑中看个大概的普通老百姓得见国宝“真容”。

　　“教学研究的范本，高附加值的礼品，家庭装饰品，实力不强收藏者的个人收藏，这四类需求是高仿真授权复制品的方向。千元左右的价格，就可以收藏一幅博物馆馆藏精品、甚至是孤本的高仿品，它对艺术的传播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一位收藏界人士告诉记者，“同时，高仿真授权复制品虽然升值缓慢，涨幅不高，但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记者了解到，由于日本二玄社目前已经停产，它复制的一些唐宋元书画精品已经涨到每幅上万元。

　　镇馆之宝《平定回部得胜图》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天一阁八世孙范懋柱为响应乾隆诏修《四库全书》，进呈阁藏珍稀古籍641种，受到乾隆的大加赞赏：“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自此，乾隆对天一阁偏爱有加，不仅用以储藏大型类书《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仿制了天一阁的式样，而且相继向天一阁赏赐了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乾隆三十八年赏赐)、《平定回部得胜图》一套(乾隆四十年赏赐)、《平定两金川战图》一套十二幅(乾隆五十二年赏赐)。惜经历天灾人祸之后，《平定两金川战图》已于光绪年间散佚，而《古今图书集成》也仅剩下八千余卷，唯有《平定回部得胜图》至今墨色如新，光彩依旧，毫发无损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成为书林的一段佳话。

　　《平定回部得胜图》原名叫《平定西域战图》，又称《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等，名称很多，乾隆的圣旨还使用了“平定回部诸地战图”的称呼。全图采用铜版印刷，原版计16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是一组反映记录我国18世纪统一战争的组画，具有极高的史料、艺术及收藏价值。

　　乾隆初年，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众叛亲离，乾隆皇帝抓住时机，大张挞伐。经过艰苦卓绝的大小几十个战役之后，乾隆终于荡平新疆南北的上层贵族叛乱，将这二部地方收入中国版图，为大清帝国开辟了一块新疆域，始名其地为“新疆”。征服回疆的战役中，还有为历史学家和民间关注的一个故事。据说大将兆惠得到一个回族的美女，传说是小和卓木的妻子，又据考是小和卓木的弟媳，送入宫中，献给乾隆，大为乾隆所宠爱，封为容妃。据说她身有异香，故又称为香妃。乾隆为讨她的欢心，在宫中造了许多回式建筑。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弘扬此次胜利，“常垂史牒”，同时为纪念在这次战役中死去的烈士，乾隆受德国铜版画的启发，命宫庭画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四人起草得胜图的小稿16幅，乾隆三十年(1765年)命以上4位画家绘制正式图稿。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粤海关监督德魁二人将得胜图的样稿发往欧州，艺术发源地之一——法国，双方订立契约，订金五千两。图样到达巴黎后，受到当局高度重视，法国皇家艺术院院长侯爵马利尼亲自选定了一流的刻工勒巴、圣多米等人负责雕刻。其间，国王路易十六见雕刻工夫粗糙，命各名师加意镂刻，务求精致。铜版雕工极细，恐中国的纸墨不合用，难调色，他们发明了用法国葡萄酒渣制成黑墨作调料，上油和印刷技术亦非常讲究。因此耽搁了一定期限，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16幅得胜图，每幅印刷200张才全部运抵清宫，总计用银2万两。铜版画到了后，乾隆分5次陆续将它们颁赏给皇子及功臣们，“志其盛事”，其后又经多次颁赏，原有的200张已不够用，后来蒋友仁又在北京重印了200份。乾隆将它们分赠与全国的各地行宫及寺院保存陈设。原印的得胜图铜版画，陆续散出清宫，目前在欧洲存有完整的4套，残缺一套。而得胜图的原版则在八国联军入京时被掳，目前存放于德国国立民俗博物馆。

　　得胜图共分16幅，分别是《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营》、《鄂垒札拉图之战》、《库陇癸之战》、《和落霍澌之捷》、《乌什酋长献城降》、《通古斯鲁克之战》、《黑水解围》等，对交战双方的将士刻画得栩栩如生，对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描摹得细致入微，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形象生动的大型战争的实况图记。

　　事实上，这套铜版画得胜图并非只有一个版本。除了手稿之外，16幅铜版画中有法文或意大利文。由于只有极少数的铜版画保留在了欧洲，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赫尔曼复刻了一套缩小版的《乾隆皇帝平定西域得胜图》铜版画。另外，德、日等国家也进行了仿制工作。而天一阁收藏的这套铜版画，一共有19幅，是所有此类铜版画中最完整的作品，即有铜版画作品，亦有乾隆木刻的御题诗，具有很高的收藏及鉴赏价值。范氏后人得到此图后，感恩戴德，特制了“双龙戏珠”的一只大龙橱用以存放此图，橱前则配有“小龙椅”一把，似乎在期待着这位“明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