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全国人民以其空前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然而，民间收藏在以后的近60年里却走过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道路。此外，党和政府的舆论导向上偏差，如对文物艺术品精神教育功能称颂很多，而人们对于经济、功利的一面几乎不见肯定，至于私家收藏不再是时尚，也不是光荣的事情，所以出现了谈文物重要性的人多，真正为保护文物尽心尽责的人少。试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显然是不利于民间收藏发展与繁荣，也不利于藏宝于民的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与民间私藏相反的是公藏十分红火，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五十年代几乎引发了一场捐献运动，上海许多收藏家和古玩商将自己苦心经营得来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如上海著名收藏家潘达于将两只传世珍宝——大克鼎和大盂鼎捐给了即将开业的上海博物馆，轰动文物界和收藏界。

    碑帖收藏家孙伯渊先后将金石碑文4000余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帖10种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将高攀龙书札卷捐献给苏南文管会（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瓷器收藏家陈萍捐出100多件珍贵瓷器；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解放后多次捐献自己藏品，有三四千件青铜器以及大量龟甲骨片、兵器、图书，数量巨大，其1962年去世时身边已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十分罕见的。瓷器收藏家顾丽江向上博捐赠2400多件文物。马任全将“红印花小字当壹元”这枚传世孤品及大量中国邮品都捐献给上海博物馆。顾文彬和庞莱臣等大收藏家的后代也向上海和其他省市文博机构多次捐献稀世之宝，其价值难以估量。在民间收藏低迷的市道里，有如此众多收藏家、古玩商高风亮节，无疑是上海乃至全国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上海博物馆元老汪正庆生前说过，上海博物馆90%是1949年后从民间征集的，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收藏家及他们的后裔捐赠的，可以说，没有民间收藏、没有收藏家们的捐赠，就没有上海博物馆的今天。所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捐赠给国家的收藏家和古玩商，是他们支撑了中国的文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