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两个20年前在博物馆工作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约在1990年前后，潘家园还是鬼市初兴阶段，我的一位保管部二十出头的同事，每周必去淘换点儿物件回来。一天，向大家展示一面战国青玉刀币。保管部主任是一位中国美术史学者，仔细端详后，“真正的战国刀币！多少钱？”“20！假的。”“不可能！你看这玉料，这造型，这线条，这阴刻的刀法，还有这土浸，都是典型的战国刀币。你买值了！”主任说。“我是从一筐里拣出来的，多着呢！”“那，那些都是假的，你这个是真的！”主任依然自信。小伙子只好说，“我当时就说‘你这个刻的不好’，那贩子不服气，拿出一本钱币专著，指着一页图片，‘我就是照着它刻的，敢说不好！’”……

　　另一个故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开始有周末专家在博物馆“坐堂”，有偿鉴定文物。我们博物馆的东展厅正在展出台湾一位收藏家的藏品展，件件雕刻精美、鬼斧神工，每一件的说明牌上都有一位鉴定专家的签名。我那时初出校园，太萌，就跑到西展厅问那位专家，“那边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好的都跑他一个人手里了？”老先生的回答至今难忘一字，“人家大财主，说是假的人家不高兴……”言之凿凿，没有半分羞愧。如今想来，其实应该是：“说是假的，自己也会不高兴。”因为鉴定证书是要收百分之五的鉴定费的。“你卖没卖、卖多少钱与我无关，我估的价钱要先拿到鉴定费才可以给你鉴定书。”这是另一位坐堂专家的话，估价越高收费自然越高。

　　讲这两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没有利益驱动，专家也肯定会有走眼的时候；有利益驱动，专家怎么说都可能。在博物馆界，首重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因为标本意义毋庸置疑；其次是史上见诸记载历经名家过手或收藏流脉清晰的传世名品，因为可信度极高；最次是古玩市场的浪淘沙，即便有火眼金睛，也常常是真假两说。所以，仅仅作为博物馆收藏的辅助手段，而这就更要依赖文物专家的眼力了。

　　中国的文物鉴定行业其实是从旧中国的文物买卖行业脱胎而出的，以北京市文物局的鉴定专家为例，早年间最有眼力的权威，基本上都是旧社会琉璃厂各家古玩店的伙计出身，新中国以后又归入了文物商店系统。即便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他们也是北京市文博系统文物鉴定的中流砥柱。而今天有眼力的文物鉴定专家们除了学院派是从大学、社科院的考古专业衍生而来，还有为数众多的人是这些老人儿带出来的。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绝大多数没读过书，靠的就是多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得来的经验，很多时候是凭感觉，那感觉旁人学是学不来的。而在博物馆里工作的人，过手的东西虽件件真精，却也终有局限，毕竟不能与商场上每天真真假假的刺激拼杀所获得的经验相比，更何况所有的馆藏文物在入藏时已经专家鉴定确认，后面的研究也转向史学、社会科学以及古代科技范畴，证伪往往不是博物馆研究人员的第一主业。

　　以上是文博界鉴定行业的大体脉络，这些鉴定专家常常会参与市场上的文物交易，也会自己收藏，同时，他们更是“判官”，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行业的生意本性是在血脉基因层面存在的。如今又多出了一层“民间学者”欲与“学院派”“分庭抗礼”。以我的经验，在今天文物市场高科技含量造伪盛行的时代，“民间学者”可以选用的标本的可靠度远比“学院派”要低得多。自古及今，文物买卖都有极大的风险性，找专家鉴定无非是为了规避风险。但鉴定专家常常也是生意人，鉴定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一门生意。如今有人提出应该有人为专家做鉴定，记者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试想，如果有了鉴定专家的“终极鉴定家”，还要鉴定专家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