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凯

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泠印社社员，福建省篆刻学会副会长。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最高奖——全国奖等奖项，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大展评委、监委及学术观察。

当代“二王”书风审视

陈胜凯｜文

本文通过对近年在各类书法展览中出现的“二王”书风的剖析，结合历代“二王”书法真迹流传过程的作伪和数度劫难的文献以及最新的文字考古资料，试图论证当代所谓的“二王”书风，其实不是真正的“二王”实相。文章同时对当前的“二王”书风的表面化和同质化倾向作了解析，意在揭示“二王”书风的真面目以振作书坛的创新精神。

在当代书坛，展览是书法创作的试金石，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风向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书协进行多次的“改革”和“创新”，包括书法人最为关注的展览评审体制。经过20余年的评审，获奖者甚众，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曾经深深打动了不同阶段的学书者，对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中青展”获奖者都以一手漂亮的“二王”书风展翅书坛，自此，当代书坛迎来了新帖学的繁荣，旗帜鲜明地共同走进“二王”经典，以“二王”为主导的书风盛行于整个书坛。当代书坛流行的所谓“二王”书风，有一部分是《书谱》、“二王”传世勾填本、《淳化阁帖》等书风的表面化、小技术化以及追随展览获奖书风的速成化。

凡事过犹不及，当今书坛言必谈“二王”，“二王”就是时尚，“二王”就是标准。小草手卷、手札盛行，放大的《书谱》、“二王”流传墨迹（包括勾、摹、临本）、《淳化阁帖》多盛行于书坛。

王羲之《游目帖》

令人警觉的是，在一些书家临仿作品中，大到整体风格，小到局部细节用笔，极其相似。主要表现在：

一、重复而机械的润燥对比、大小错落等虚实表现；

二、用笔起止和转折处的小动作“炫技”；

三、草书中夹带着几个显眼的行书；

四、书写过程刻意修饰，安排痕迹明显，缺少书写的流动自然；

五、笔法、结构、墨法、形式成为重中之重，削弱书写个性化表达；

六、作品多以横幅、册页小字为主。

在莎学研究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二王”也该如此，一千个学“二王”的会有一千个不同的“二王”产生。可惜，当代书坛的“二王”们越来越像了。

我们试着追寻历代学习“二王”的历程，在学习资料也就是取法媒介最大程度的使用上，是用的“祖刻本”和“翻刻本”的《淳化阁帖》。“祖刻本”自宋代后能看到的除了王铎、董其昌等几个为数不多的士人书法家外，大部分都是临习“翻刻本”，一刻再刻，无论外形还是风神，早已和“二王”霄壤之别。按康有为的说法，这是“帖学大坏”的根源，这和我们现在一键即可让“下真迹一等”、纤毫毕现的“二王”高清字帖立现眼前的时代在物质条件上相差何止万里。所以当代在临仿“二王”的“形”上所能达到的“像”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无法相比的。

《淳化阁帖》（局部）

对“二王”经典的认同，这是学书者应有的“尊古”姿态，表明了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尤其当我们从中发现了“二王”新的时代意义时，“二王”就成了心中的理想，成为不二法门。这本无可厚非，但真正的“二王”书风应是怎样？那些“形”上像极了摹搨的“二王”遗存是否就是“二王”的真形？“二王”精神又是什么？

“二王”戛戛独造的书法极境，是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丰碑，代表了东方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就成为人人仰之弥高的百世楷模，他们一纸难求、一字千金，因此他们的作品在历代也成为宵小之徒作伪射利的对象。

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东晋时人张翼和惠式道人效右军，“时人不能辨”，连欧阳通都说：“惠式道人乃右军之甥，与王无别。”可见手段了得。

到了六朝，收藏和买卖书画蔚然成风，尤其造假“二王”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伪行径，《二王等书录》中明确记载：“至如宋朝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臰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

又据虞龢《论书表》所记，名士刘毅、卢循和惠侯爱重“二王”书，“悬金招买，倾意搜求，不计贵贱”，趋利使然，自然造假手段层出不穷，书中还记录了当时使用茅屋漏汁染色然后打磨做旧，再用真迹混迹其间的方法，这让惠侯等人“莫之能别”，因此“惠侯等人所蓄，多有非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同样的作伪，有些并不是为了出售获利，而是出自内心的钦慕或显示其技术手段的高超而有意地效仿，这在历代都不乏其人，如米芾作假偷梁换柱，张大千作假石涛、八大甚至瞒过黄宾虹等。对此，南朝的王僧虔在《论书》一文中也特意提到晋穆帝时张翼专擅效仿王羲之书法，观者难分真假，连王羲之都发出“小子几欲乱真”的无奈感叹。这些情况更加说明了后世“二王”书迹流传真假参半的事实。

对于书画文物等收藏，梁武帝萧衍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北朝宋、齐间，书坛非常推重“二王”，出现了“比世皆尚子敬”的现象，但萧衍却“有异众说”，并将锺繇、张芝排在“二王”之上。他在《答陶弘景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王羲之伪作乱人眼目，损害了王家声誉的状况，对鉴定“二王”真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广搜天下“二王”名迹。据史料记载，梁武帝父子执政期间内府所藏“二王”书迹达到78帙780卷，皆“重加装褫，题金饰玉，宝重备至”。由于萧衍父子近50年的倾力积累，“二王”及历代书家名迹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

当这些丰赡的天下奇珍聚于帝王一家之时，也就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有时只需要一把火就足以让这些艺术珍品化为灰烬。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记录了这段悲怆的历史：“……魏晋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古之珍奇，充轫内府。侯景之乱，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请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据后世统计，“二王”真迹，大多尽焚毁于此。故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而烟扬，史籍已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后人评价，这把火“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劫火，更是书法史上的惨烈之火”。

王羲之《姨母帖》

除此之外，在各种寇乱动荡之时以及历朝亡国之际，都出现了大量国宝的遗佚消亡，如刘宋末年，连年战乱，宋、齐易代的最为动荡之时，致使“二王”真迹早已大多遗失，到了齐高帝时，内府所存的全部统计，“惟有十二帙”，现在读来仍使人唏嘘不已。

东晋末年，桓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所爱不得，也绝不落入他人之手。投江毁书，“二王”精绝之作20卷尽沉江中，桓玄开了先河。

再后来，历经隋炀帝毁书之灾，也是船没沉江，“秘府图书，所余无几”，最后聊城为窦建德所破，终于“尽皆亡失”了。

时光终于留给了大唐盛世一个喘息的机会，唐太宗号令天下，“二王”真迹源源不断再次回归李唐王朝。唐代武平一在《徐氏法书记》中记载：“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据张怀瓘《书断》记载：“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书迹三千六百纸”，并且在每一张书法真迹上印上了“贞观”小印，可谓再兴之盛，莫过于斯了。历史总是有某种惊人的相似，后来的安史之乱，再次让“二王”书迹销毁殆尽。《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以致到了宋代，虽然距离唐末还不到50年，但“二王”真迹却是片纸难寻了。

“二王”真迹流传过程的作伪和数度劫难使我们失去了认识真正“二王”面目的最好机会。

“二王”真迹在流传过程中本就真假难辨，到了唐代，褚遂良奉诏鉴定王羲之真迹也是有从太宗之意之嫌，所过眼“二王”真迹有几分把握，也是很难说的。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提出：“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可见对“二王”的真实判定还是要假以时日的。王玉池在论及王羲之重要作品时认为：“《姨母帖》是最可靠的王羲之真迹，而此作与其他作品不太相同，却与本世纪以来出土的魏晋残纸书迹接近，都残存若干隶书笔意，风格古朴凝重。”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任何一种字体或书风的形成一定有其时代的烙印和时间的规律，绝不可能提前形成。

我们从20世纪以来获得的最新文字考古成果，尤其从大量最重要的魏晋简纸遗存中切入，无论从笔法、结字、审美意趣等诸多方面研究王羲之可能的书法风貌发现，确实只有《姨母帖》《寒切帖》《十七帖》等少数几个帖最有可能接近东晋书迹。如留下了数十张真迹的张超济，实为旷世高手，其所书《济白帖》与王羲之《姨母帖》《寒切帖》如出一辙，启功尝谓：“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真迹在纸上而不在木上。”简直就是《十七帖》的真迹还原版！

王羲之《寒切帖》

另被启功称为“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忆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的“楼兰神物”也是张超济的《无缘展怀，所以为叹也》帖，笔法绝似馆本《十七帖》；还有如《华督帖》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认识“二王”的空前视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是新时期“二王”真相最可靠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当下书坛热衷的《淳化阁帖》等刻帖中所谓的“二王”书帖很多是南朝宋、齐、梁、陈及隋唐成熟而华丽的行、草书风，与真实不虚的史料中提供给我们的最有可能的“二王”书风相去甚远。更何况，《淳化阁帖》及以下的刻帖是雕版刻的，它对于原帖的形神印象的描摹，通过刻的过程已经消失掉很多了，精准度已不复存在，包括明清时候学“二王”的法帖，其实学的是刻帖，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仿真印刷的“二王”字帖，这种物质条件的优越是过去时代所没有的。

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对“二王”核心中最经典的部分造成误读。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从另外一条途径，即沿着秦汉简帛书、汉晋章草、汉文简纸真迹追寻“二王”呢？姜夔《续书谱》云：“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自大令以来，已如此矣，况今世哉。”姜氏所论意在学习草书要从章草源头学起，然后再转向大成者王羲之，最后再注入自己的修养、个性以成自家面目，那样的话，我们笔底的“二王”就会出现另一番繁荣景象：书风多样、千人千面。真正的“二王”核心精神得以传承与发展。

书为心画，书者必定先入技再及艺，技巧仅为基础锤炼，炫耀技巧怎么可能成为创作的主要因素呢？这些年，确有不少青年才俊对遗存的“二王”体系进行深入的技术研究和实践，这些“二王”写得好的有很多都是在美术学院里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美院教学训练自有其过人之处，主要在对作品的形式分析、技法分析做专业的训练，这和传统意义上对“二王”只是写个大概，抓住风格，以写好毛笔字的概念来理解“二王”，从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应该是时代的进步。陈振濂在谈“新帖学”时说：“今天，我们在学习‘二王’的时候，着眼点基本上不是风格层面，而是技术层面，我们在高校里面是可以把‘二王’的每一个笔画分析得非常细，甚至‘二王’的某一个字帖的某一根线都可以讲一堂课。所以我们现在对‘二王’传统的延续，不是那种印象式的、风格式的理解，而是技术层面实践以后就构成一个传统。

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崇敬它的技术语言，这种崇敬语言带有相当明显的这个时代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性，不是‘二王’在我的印象里是什么东西，而是它本来应该是什么东西，一直到吴昌硕、沈尹默时代，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没有高等教育，不可能四五年泡到教室里面一直研究‘二王’，还有就是当时写字不需要这么复杂，写毛笔字写个大概像就行了，有个印象就行了。我曾遇到某一个作者，他说他是写‘二王’的，他说他能够把‘二王’写得很像，我说，很有可能你认为很像，而我认为一点儿也不像，如果是业余学习的话，你的眼光是不严格的，你觉得很像了，可是对我们一天到晚在课堂里做分析的人来说，你的技术指数误差太大了。所以说你的‘像’和我的‘像’是不一样的，其实这里比较重要的是有一个技术的指数，有一个科学精神在里面，留传下来的勾摹本，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我的印象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和古人，包括和沈尹默这样的人的区别，这种区别就会造成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式的不一样。”

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过美院训练的学生，对“二王”技术层面的把握，无疑比一些业余的哪怕是下过很大苦功的书家来说要高得多。但凡技术的东西的确又是最容易上手掌握的，因此也容易被后面的人不费力地学会，尤其在以班级为单位的院校更易“近亲繁殖”。还有一些是这些年通过展览竞技获奖的中青年书家，经常通过一些展前集训，以速成参展为噱头，以历届展览获奖入选的“二王”系作品为依据，运用“乾坤大挪移”手法，从细节到整个形式画面进行诸如车间熟活儿的练圈圈、拉线条等拆分手段训练，运用分析、取段、小稿、临仿，几经打磨，展览作品横空出世。

这种短期速效的技法复古教育固然有其价值，但也缺少自我创作的思想，缺少作为书法家的独立思考，是一种缺乏独立品格所谓的创作。王羲之常说“适我无非新”，或因求新而欲变，或因求新而否定自己，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书圣”，一个令我们无限神往的“书圣”。“二王”书风是经典，学习经典，就更要有求新意识，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既要有经典的基础更要有自己的想法。黄庭坚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对“二王”书风我们既要师其形，更要师其精神，深度挖掘其精神内核，这是“二王”书风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原文刊载于《中国书法报》2021年10月26日

第341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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