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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0-31 13:28 来源:未知 作者:zgshw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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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暖花开的4月，以“岁月”为标题的“中央美术学院五一届美干班校友作品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虽然在校时间短暂，但作为人生和从事艺术的起点，却从这里开始。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但又是相当不简单的沧桑岁月。有过激昂奋发的欢欣，也有困惑和沮丧的苦恼与曲折。今天，新时期的繁荣鼎盛，使我们有可能又重新聚汇在一起，怀着对学校和师长们的眷恋与同学之间深厚的友情，组织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展览。
来自五湖四海
1950年4月1日，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五一届美干班多数同学，正是从华北大学转过来的。华北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而成，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延安鲁艺。
这个班，虽然三十来个人，但人员状况却相当“复杂”，是热爱美术事业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大家汇合在一起的。像李元、孙洪绪、张建文，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参加工作。李元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京郊游击区还担任过延庆县的区长，孙洪绪是位部队的政工干部，张建文来校前则是《江淮日报》的编辑，闻立鹏、李焕民、戈沙、陈志，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参加民主革命学生运动遭到迫害，在危急的情况下，通过秘密途径先后转移到解放区。其他同学虽在解放后进入华北大学或美干班，但也是来自天南海北。王其智带着满口乡音来自山东，他是王式廓先生的长子；叶浅予先生的儿子叶善禄，从家乡北上也插到这个班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在这个班学习，后由于工作需要，于学院成立后不久提前在院里工作的丁鱼同学，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解放前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来到美院后，又当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1950年奔赴朝鲜战场，牺牲在抗美援朝的火线上。
美干班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来自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同学们的身上都有具体而深切的体验。我的记忆所及，如今天是广西艺术学院教授的孙见光，出身农民，虽从小热爱美术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他曾在天津三条石的小铁工作坊学徒，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承受着非人的超负荷劳动。加上封建把头打骂欺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逃来北京。在北京他打过各种零工，生存难保，哪里还有什么爱好、前途。所以当他进入华北大学后又转入中央美术学院时，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因为“吃尽苦中苦”，对得到的学习机会特别珍惜。他在班上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因而业务方面的进展也比较显著。有一个学期的全院创作展览，孙见光的年画甚有新意，里面一头毛驴画得格外生动，徐悲鸿院长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予以特别表扬。
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几位是大学生或已大学毕业，如桑介吾、苗地、卢维城等。拿卢维城来说，解放前他从长白师范学院毕业，但是找不到职业，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在航空公司一位科长手下当听差，干些端茶、扫地、供人差遣的营生，还常受那位科长的责骂。而李焕民这位旗人之后，由于家境贫寒，还在年节的小市上卖过年画。
华大三部音乐系的同学，著名词作者王健，在得悉“岁月”展览的信息后，激情满怀地赋诗一首。诗中头几句是这样写的：“那时，我们曾埋怨自己，晚生了十年，没有赶上，一九一九的狂飙，于是，内心称自己为‘五四’的后代，纵身一跃，投入了一个时代的波澜。”
华北大学短训班式的半年，是准军事状态的集体生活，却是我们最欢快、印象最深刻、永生难忘的美好时光。除了学到许多业务技能以外，时事、哲学、历史、艺术都得到启蒙，授课者中有朱德、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孙定国、胡华等著名人物。开国大典的夜晚，我们扮演了游行结尾处的火炬方阵，被特许跨过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当我们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听到毛主席“华大的同学们好”的呼应。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当大部分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匆匆结束学业，纷纷奔赴西南、中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组织决定把我们这三十来个人留下来。一方面我们为没有能够参加这开赴各地的洪流壮举而惋惜，同时也为能留下来得到再学习的机会而高兴和深感肩负重任。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参加了美干班的学习。如果说华大三部的学习是序幕和初涉艺门，那么，美干班一年半的学习就是“深造”了。
美干班的目标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美术工作者，就是说要掌握能够胜任各种美术工作的一般技能。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是基础性和广泛性相结合，并且带有一种速成的和试验的性质。比如在广泛涉猎业务技术课基础上，主攻创作；在掌握一定素描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速写和半个小时左右的慢写的锻炼。记得还曾实施过一种勾线素描——即用单线表现石膏头像和人物，造型、体积、转折、质感等都借助线条表现，这或许也是靠拢民族形式的一种尝试。素描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石膏画起，到胸像、全身以及全裸人体都匆匆过了一遍。从画种来说，以适应创作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中心，还学过中国画勾勒、水彩、图案设计，以及解剖学、构图学、透视学、中外美术史、创作方法(即类同艺术概论)等，也学过一点油画技法。临毕业时，除完成毕业创作外，每个同学都作一幅油画肖像，意在到工作岗位后能完成绘制领袖像的任务。我们这个班，在徐悲鸿院长的亲切关怀下，先后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任教。
1949年冬到1950年春，全班同学以土改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京郊南苑的土地改革，我们是在大红门一带。记得我们那个组还有端木蕻良、楼适夷等著名作家参加。此外，分头去过石景山炼钢厂、门头沟煤矿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深入火热的斗争，正是文艺工作者向往和自觉的行动。1950年暑假，全校师生放假，我们这个班仍保持着集体行动，一起到白洋淀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是孙犁《荷花淀》中描绘的地方，是冀中平原上一处风光优美的抗日根据地，雁翎队曾出没在青纱帐里。当时，孔厥、袁静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刚刚发表，引起轰动。彦涵为之创作的插图也甚为我们钦慕，我们就住在彦涵曾住过的水乡端村，接触了许多参加抗日的传奇人物，如小说中描绘的牛大水、杨小梅、黑老蔡式的人物。那里既有农村的淳朴民风，又有水乡渔民的豪放性格。据说白洋淀可以从水路直达天津，端村是这一带繁华的村镇，号称“小天津”。我们在那里请老乡做模特儿写生，搜集农村形象素材，顺便也听到许多动听的民歌，同时，集体完成了几本连环画创作。回到北京，我们又去京郊六郎庄居住多时，那是盛产京西稻米的水乡，隔墙与颐和园为邻，我们在那一带画了不少速写。
在全院规模的宣传画、年画创作活动中，我们这个班相当活跃，取得的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的作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出版，有些在《人民画报》及其它报刊发表。当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后来者居上，美术学院许多同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那些作品就嫌粗糙稚拙了，不过，作为美院初期活动，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奔赴四面八方
五十年代初，全国处在大发展的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才，美干班的同学在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四面八方。同学们怀着渴望工作的心情，毫无迟疑地、愉快地奔赴指定的地点，由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程度的“杂家”的技能，满腔热情地服务社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很快能够胜任工作，非常顺利地融化于社会之中。有些同学很快扎根、发芽、成长，做出可喜的成绩。西北一路有三位同学。张建文初在石鲁创办的《西北画报社》，后调到省《群艺报》，六十年代调到陕西省美协工作。在担负组织工作之余，孜孜不倦于创作，他曾多次到向往已久的延安深入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到延安地区落户。曲折的遭遇带来不幸，但也增长了他青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阅历，从而丰富了他艺术的深度。五六十年代，他是有相当知名度的版画家，《故乡》、《陕北江南南泥湾》等作品，美术界并不陌生。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手抖得握不住刻刀，转向中国画山水画创作，又有新的艺术拓进。同去西北的戈沙，后来回到东北故乡，一直在《吉林日报》从事美术编辑，他也以版画创作驰名，曾在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过个人展。由于他的特殊条件——俄罗斯族的形象并具有相当的表演才能，他还是一位影视演员，大家会在银幕和屏幕上看到他经常扮演外国人。
也有几位同学前往西南。李焕民，解放前是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由于“思想激进”，被国民党当局开除，转移到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1951年到四川时，先在《新华日报》，1954年调到四川省美协，现为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他的版画作品《高原峡谷》获1956年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他曾通过《扬青稞》和《初踏黄金路》的创作，生动地谈到如何遵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导创作，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创作母题，又怎样深化主题，以及艺术借鉴中的借鉴等。他说：“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为此必须继承借鉴前人创造的成果，提高艺术语言的表现能力。构图、造型、色彩、黑白、线条、动静、节奏、回旋……总之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创造你这幅作品的特殊旋律，创造富有个性的形式美感。”自从李焕民走上领导岗位，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影响了个人创作，这是令人可惜的。他本人恐也会有所苦恼，但是，一个革命的美术家，总能够清醒地、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事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牺牲个人是当然的选择。华北大学校歌中的“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就是这些人遵奉的道德标准。美干班同学有个特点，就是多数人都埋头做或仍在做组织工作，在美协、在群艺馆、在报社不用说了，就是在院校工作的同志，也总担负着教学的、管理的、行政的“杂务”，艺术上的进修全靠业务挤时间。就拿留在美院的桑介吾来说，他曾经担任过会计科长、图书馆长。至于像辛显林那样，当幻灯厂厂长，更当视为“理所当然”了。
四十年来的风云变幻，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是身临其境，各个难以幸免，几度浮沉，数遭磨难。去四川的另两位——刘百祥、崔炎就曾被错划右派，被剥夺从事业务的权利，但在落实政策复出之后，仍能愉快地担当教学工作并能胜任，一个教中国画，一个教艺术概论，实在难能可贵。还有，不必一一历数，但这些人对事业、对友谊、对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各自所处的一方土地上，面对苍天，脚踏热土，重又奋起。
中南一路，先去武汉，又转赴广州，尹国良通过刻苦学习，成长为著名油画家。六十年代后相继推出《时刻准备着》、《起来救自己》、《千秋功罪》等有影响的作品。去中南的一位小兄弟周之祺，后来辗转到新疆、青海，改做美术史论教学。
当时留在《人民日报》的也有三位同学，苗地成为著名漫画家，陈志改行从事摄影，赵志方兢兢业业地做了四十年的美术编辑。留在学校的闻立鹏、张同霞、高宗英，教学创作双丰收。
在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美院也掀起参军热潮。我和孙见光、卢维城、高宗英、马兆仁赴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启程前徐悲鸿院长特为我们在欧美同学会饯行，如此隆重的礼遇，享用西餐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出席晚宴的有胡一川、罗工柳、滑田友、王临乙等。徐院长和各位老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气氛热烈而轻松。记得徐院长说：你们要出国上前线，好好工作，经受锻炼，要坚决完成任务，同时尽可能不要忘记业务。胡一川当时是美院党委书记，他说：你们还年轻，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需要经历一些实际锻炼，这样思想上、艺术上都会成熟起来，战争胜利再回学校来。最近美干班聚会时，罗工柳先生又特别提到这件事，说这是美院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隆重的由院长亲自欢送学生的佳话。
艰苦跋涉的记录
“岁月”是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命运的记录，是执著追求的印迹，是多舛的事业前沿的泥土波涛中“摸爬滚打”后的血肉凝聚。词作家写道：“今日的歌，已不像树林中的小鸟，它添了几分深醇；今日的画，已不似少年的随意，或古典的谨慎，凝重的笔触下，跳动着繁富的思索与沉吟。”
迎着展厅的正门，是闻立鹏的《红烛序曲》，这是在1979年油画《红烛颂》基础上的新拓展，是为湖北闻一多纪念馆所作的大型壁画。金石味十足的古篆文诗行，是张同霞的手笔。诗人以“红烛”为象征，表达“燃烧自己、创造光明”的赤诚之心，“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闻一多先生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他诗歌中高扬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祖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这件作品体现了“民族的脊梁”——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那精神的光华将永远辉煌，也将辐射到我们身上，“五四”的后代，默默地亦步亦趋地前行。闻立鹏家学深厚，他生在诗人、学者兼画家的家庭，也亲历过生活的动荡，这对他的艺术肯定有许多影响，仅艺术思想敏捷这一点，在我们同辈中属领先者。六十年代他创作的《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艺术风格方面有鲜明的突破，在现实主义中具有表现主义的和象征的因素。这一特色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包括近期创作的《太行山系列》。
“风格即人”，孙见光的画朴实、深沉，有些还带着一种苦涩味道——在平凡现实生活的反映中，有点历史感。他的作品基本上分两大类，一是永难忘怀的对朝鲜的记忆，另一个是生活了三十年的广西的风土人情。他的画初看貌不惊人，不会炫耀色彩和特殊的结构，但你仔细欣赏就会发现，他总是在事物中发现和抓住某些被别人忽略掉的东西，包括人物的姿态。他能抓住虽缺乏外在美，却具有性格和风俗特征的东西。或许这正是具有深沉的民族气息的乡土味。难怪高山辰雄对他的画格外感兴趣。
曾创作过《时刻准备着》等优秀作品，并长期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的尹国良，这次推出的作品是近期返乡采风之作，那些黄土高原农家的景色，亲切感人。而从展览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转入美术学院壁画系工作后，高宗英在艺术风格方面做着新的风格化的探索。马兆仁的一组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画作，饶有新意。
版画作品在这个展览中，可以说水平最为整齐。李焕民、张建文的作品，早有定评，有些可以列入某一特定时期的代表作行列。戈沙的版画轻快、优美、单纯，具有装饰风格，特别是一组丝绸之路的画幅，有更上层楼之感。张树云的作品不常见到，他那油印与水印相结合的版画，备感新鲜，静物中的古代瓷瓶，处理在虚实隐显之中，渗透着神秘的民族文化精神。
似乎逃不掉中国艺术家的一般规律，年轻时向往西方，年暮时回归东方。许多人聚集在毛笔宣纸的爱好上，山水、花鸟、人物，水墨、重彩、工笔，一试身手。显然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无论条件怎样差，同学们都通过自己的探索、领悟，不懈地耕耘，并有所获。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说，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是很强烈的。从生活中得到启示，从来自各方面的艺术信息吸收营养，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自觉追踪时代的脚步。从不停息；另一点是，你尽管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还不够成熟，还不尽完美，还参差不齐，但你却不能说这些作品干篇一律，互相重复。不敢说“老辣”，但却有着深沉；未必是丰富，却也繁杂多样。
张建文长期同石鲁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石鲁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加之他对古代画论的研读，所以他的中国画显然是长安画派风格。多以陕北风光为题材，又很好地体现出传统艺术中的疏朗、骨法、苍润。这次限于展线，仅展出几件幅面较小之作，未能充分显示他的功力。长期生活在山东，现为临沂画院院长的皮之先，长于山水，七十年代曾有红旗渠组画问世。他的花卉、古典人物也颇为可观，这次展出的是根据《聊斋志异》创作的融幻想与现实之作。李瀛，长期从事展览设计，主持过不少赴国外的工业展览，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都会都有过他的足迹。他根据写生，运用焦墨技法，整理的一组国外风光新颖别致，西方建筑的描绘，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其他如李元、孙洪绪、卢维城、刘百祥的山水，赵志方的花鸟，王其智的老虎，辛显林、李荣华的工笔，各有所长。我也展出水墨小品八幅。韦其美、姚有多、张凭等先生对我讲：工余之作，尚能如此，实属不易，当可换大幅面试试。我很感谢他们的鼓励之忱。
在我们展览的请柬上列名参展者，分为十个门类，可见这个班的同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成为一支杂牌军。有的竟然单枪匹马闯入一个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比如苗地，已是著名漫画家，展出中有幅《酒逢知己千杯少》，不仅幽默风趣，那潇洒自如的笔墨，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桑介吾的书法，则登上另一领域的艺术高度。王一林的雕塑，功力不浅。北二环街心公园的《鸽子》，以简练、富有旋律，寓动于静的形象，传达出强烈的时代感。雕塑作品搬动不易，这次只能展出他的几件小品。还有两位摄影家——陈志和佟树珩，这次展出了他们的许多精彩“镜头”。陈志所拍摄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的师生照片，引发多少人的回忆，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与同学们的合影，更是独此一家的珍品，廖静文先生看后也深为感动。
正如当年的班主任罗工柳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的：“风雨四十余载，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成绩，有些是为人共知的；有些则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的中国心，分量相同。”
共同的中国心，编织出这个“岁月”展览，这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后最早一批学生向母校的汇报和奉献。
1993年春暖花开的4月，以“岁月”为标题的“中央美术学院五一届美干班校友作品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虽然在校时间短暂，但作为人生和从事艺术的起点，却从这里开始。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但又是相当不简单的沧桑岁月。有过激昂奋发的欢欣，也有困惑和沮丧的苦恼与曲折。今天，新时期的繁荣鼎盛，使我们有可能又重新聚汇在一起，怀着对学校和师长们的眷恋与同学之间深厚的友情，组织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展览。
来自五湖四海
1950年4月1日，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五一届美干班多数同学，正是从华北大学转过来的。华北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而成，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延安鲁艺。
这个班，虽然三十来个人，但人员状况却相当“复杂”，是热爱美术事业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大家汇合在一起的。像李元、孙洪绪、张建文，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参加工作。李元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京郊游击区还担任过延庆县的区长，孙洪绪是位部队的政工干部，张建文来校前则是《江淮日报》的编辑，闻立鹏、李焕民、戈沙、陈志，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参加民主革命学生运动遭到迫害，在危急的情况下，通过秘密途径先后转移到解放区。其他同学虽在解放后进入华北大学或美干班，但也是来自天南海北。王其智带着满口乡音来自山东，他是王式廓先生的长子；叶浅予先生的儿子叶善禄，从家乡北上也插到这个班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在这个班学习，后由于工作需要，于学院成立后不久提前在院里工作的丁鱼同学，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解放前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来到美院后，又当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1950年奔赴朝鲜战场，牺牲在抗美援朝的火线上。
美干班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来自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同学们的身上都有具体而深切的体验。我的记忆所及，如今天是广西艺术学院教授的孙见光，出身农民，虽从小热爱美术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他曾在天津三条石的小铁工作坊学徒，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承受着非人的超负荷劳动。加上封建把头打骂欺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逃来北京。在北京他打过各种零工，生存难保，哪里还有什么爱好、前途。所以当他进入华北大学后又转入中央美术学院时，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因为“吃尽苦中苦”，对得到的学习机会特别珍惜。他在班上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因而业务方面的进展也比较显著。有一个学期的全院创作展览，孙见光的年画甚有新意，里面一头毛驴画得格外生动，徐悲鸿院长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予以特别表扬。
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几位是大学生或已大学毕业，如桑介吾、苗地、卢维城等。拿卢维城来说，解放前他从长白师范学院毕业，但是找不到职业，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在航空公司一位科长手下当听差，干些端茶、扫地、供人差遣的营生，还常受那位科长的责骂。而李焕民这位旗人之后，由于家境贫寒，还在年节的小市上卖过年画。
华大三部音乐系的同学，著名词作者王健，在得悉“岁月”展览的信息后，激情满怀地赋诗一首。诗中头几句是这样写的：“那时，我们曾埋怨自己，晚生了十年，没有赶上，一九一九的狂飙，于是，内心称自己为‘五四’的后代，纵身一跃，投入了一个时代的波澜。”
华北大学短训班式的半年，是准军事状态的集体生活，却是我们最欢快、印象最深刻、永生难忘的美好时光。除了学到许多业务技能以外，时事、哲学、历史、艺术都得到启蒙，授课者中有朱德、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孙定国、胡华等著名人物。开国大典的夜晚，我们扮演了游行结尾处的火炬方阵，被特许跨过天安门下的金水桥，当我们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听到毛主席“华大的同学们好”的呼应。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当大部分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匆匆结束学业，纷纷奔赴西南、中南，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组织决定把我们这三十来个人留下来。一方面我们为没有能够参加这开赴各地的洪流壮举而惋惜，同时也为能留下来得到再学习的机会而高兴和深感肩负重任。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参加了美干班的学习。如果说华大三部的学习是序幕和初涉艺门，那么，美干班一年半的学习就是“深造”了。
美干班的目标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美术工作者，就是说要掌握能够胜任各种美术工作的一般技能。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是基础性和广泛性相结合，并且带有一种速成的和试验的性质。比如在广泛涉猎业务技术课基础上，主攻创作；在掌握一定素描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速写和半个小时左右的慢写的锻炼。记得还曾实施过一种勾线素描——即用单线表现石膏头像和人物，造型、体积、转折、质感等都借助线条表现，这或许也是靠拢民族形式的一种尝试。素描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石膏画起，到胸像、全身以及全裸人体都匆匆过了一遍。从画种来说，以适应创作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为中心，还学过中国画勾勒、水彩、图案设计，以及解剖学、构图学、透视学、中外美术史、创作方法(即类同艺术概论)等，也学过一点油画技法。临毕业时，除完成毕业创作外，每个同学都作一幅油画肖像，意在到工作岗位后能完成绘制领袖像的任务。我们这个班，在徐悲鸿院长的亲切关怀下，先后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任教。
1949年冬到1950年春，全班同学以土改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京郊南苑的土地改革，我们是在大红门一带。记得我们那个组还有端木蕻良、楼适夷等著名作家参加。此外，分头去过石景山炼钢厂、门头沟煤矿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深入火热的斗争，正是文艺工作者向往和自觉的行动。1950年暑假，全校师生放假，我们这个班仍保持着集体行动，一起到白洋淀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是孙犁《荷花淀》中描绘的地方，是冀中平原上一处风光优美的抗日根据地，雁翎队曾出没在青纱帐里。当时，孔厥、袁静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刚刚发表，引起轰动。彦涵为之创作的插图也甚为我们钦慕，我们就住在彦涵曾住过的水乡端村，接触了许多参加抗日的传奇人物，如小说中描绘的牛大水、杨小梅、黑老蔡式的人物。那里既有农村的淳朴民风，又有水乡渔民的豪放性格。据说白洋淀可以从水路直达天津，端村是这一带繁华的村镇，号称“小天津”。我们在那里请老乡做模特儿写生，搜集农村形象素材，顺便也听到许多动听的民歌，同时，集体完成了几本连环画创作。回到北京，我们又去京郊六郎庄居住多时，那是盛产京西稻米的水乡，隔墙与颐和园为邻，我们在那一带画了不少速写。
在全院规模的宣传画、年画创作活动中，我们这个班相当活跃，取得的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的作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出版，有些在《人民画报》及其它报刊发表。当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后来者居上，美术学院许多同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那些作品就嫌粗糙稚拙了，不过，作为美院初期活动，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奔赴四面八方
五十年代初，全国处在大发展的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才，美干班的同学在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四面八方。同学们怀着渴望工作的心情，毫无迟疑地、愉快地奔赴指定的地点，由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程度的“杂家”的技能，满腔热情地服务社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很快能够胜任工作，非常顺利地融化于社会之中。有些同学很快扎根、发芽、成长，做出可喜的成绩。西北一路有三位同学。张建文初在石鲁创办的《西北画报社》，后调到省《群艺报》，六十年代调到陕西省美协工作。在担负组织工作之余，孜孜不倦于创作，他曾多次到向往已久的延安深入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到延安地区落户。曲折的遭遇带来不幸，但也增长了他青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阅历，从而丰富了他艺术的深度。五六十年代，他是有相当知名度的版画家，《故乡》、《陕北江南南泥湾》等作品，美术界并不陌生。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手抖得握不住刻刀，转向中国画山水画创作，又有新的艺术拓进。同去西北的戈沙，后来回到东北故乡，一直在《吉林日报》从事美术编辑，他也以版画创作驰名，曾在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过个人展。由于他的特殊条件——俄罗斯族的形象并具有相当的表演才能，他还是一位影视演员，大家会在银幕和屏幕上看到他经常扮演外国人。
也有几位同学前往西南。李焕民，解放前是北平国立艺专的学生，由于“思想激进”，被国民党当局开除，转移到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1951年到四川时，先在《新华日报》，1954年调到四川省美协，现为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他的版画作品《高原峡谷》获1956年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他曾通过《扬青稞》和《初踏黄金路》的创作，生动地谈到如何遵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导创作，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创作母题，又怎样深化主题，以及艺术借鉴中的借鉴等。他说：“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为此必须继承借鉴前人创造的成果，提高艺术语言的表现能力。构图、造型、色彩、黑白、线条、动静、节奏、回旋……总之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创造你这幅作品的特殊旋律，创造富有个性的形式美感。”自从李焕民走上领导岗位，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影响了个人创作，这是令人可惜的。他本人恐也会有所苦恼，但是，一个革命的美术家，总能够清醒地、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事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牺牲个人是当然的选择。华北大学校歌中的“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就是这些人遵奉的道德标准。美干班同学有个特点，就是多数人都埋头做或仍在做组织工作，在美协、在群艺馆、在报社不用说了，就是在院校工作的同志，也总担负着教学的、管理的、行政的“杂务”，艺术上的进修全靠业务挤时间。就拿留在美院的桑介吾来说，他曾经担任过会计科长、图书馆长。至于像辛显林那样，当幻灯厂厂长，更当视为“理所当然”了。
四十年来的风云变幻，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是身临其境，各个难以幸免，几度浮沉，数遭磨难。去四川的另两位——刘百祥、崔炎就曾被错划右派，被剥夺从事业务的权利，但在落实政策复出之后，仍能愉快地担当教学工作并能胜任，一个教中国画，一个教艺术概论，实在难能可贵。还有，不必一一历数，但这些人对事业、对友谊、对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各自所处的一方土地上，面对苍天，脚踏热土，重又奋起。
中南一路，先去武汉，又转赴广州，尹国良通过刻苦学习，成长为著名油画家。六十年代后相继推出《时刻准备着》、《起来救自己》、《千秋功罪》等有影响的作品。去中南的一位小兄弟周之祺，后来辗转到新疆、青海，改做美术史论教学。
当时留在《人民日报》的也有三位同学，苗地成为著名漫画家，陈志改行从事摄影，赵志方兢兢业业地做了四十年的美术编辑。留在学校的闻立鹏、张同霞、高宗英，教学创作双丰收。
在抗美援朝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美院也掀起参军热潮。我和孙见光、卢维城、高宗英、马兆仁赴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启程前徐悲鸿院长特为我们在欧美同学会饯行，如此隆重的礼遇，享用西餐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出席晚宴的有胡一川、罗工柳、滑田友、王临乙等。徐院长和各位老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气氛热烈而轻松。记得徐院长说：你们要出国上前线，好好工作，经受锻炼，要坚决完成任务，同时尽可能不要忘记业务。胡一川当时是美院党委书记，他说：你们还年轻，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需要经历一些实际锻炼，这样思想上、艺术上都会成熟起来，战争胜利再回学校来。最近美干班聚会时，罗工柳先生又特别提到这件事，说这是美院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隆重的由院长亲自欢送学生的佳话。
艰苦跋涉的记录
“岁月”是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命运的记录，是执著追求的印迹，是多舛的事业前沿的泥土波涛中“摸爬滚打”后的血肉凝聚。词作家写道：“今日的歌，已不像树林中的小鸟，它添了几分深醇；今日的画，已不似少年的随意，或古典的谨慎，凝重的笔触下，跳动着繁富的思索与沉吟。”
迎着展厅的正门，是闻立鹏的《红烛序曲》，这是在1979年油画《红烛颂》基础上的新拓展，是为湖北闻一多纪念馆所作的大型壁画。金石味十足的古篆文诗行，是张同霞的手笔。诗人以“红烛”为象征，表达“燃烧自己、创造光明”的赤诚之心，“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闻一多先生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他诗歌中高扬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为祖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这件作品体现了“民族的脊梁”——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那精神的光华将永远辉煌，也将辐射到我们身上，“五四”的后代，默默地亦步亦趋地前行。闻立鹏家学深厚，他生在诗人、学者兼画家的家庭，也亲历过生活的动荡，这对他的艺术肯定有许多影响，仅艺术思想敏捷这一点，在我们同辈中属领先者。六十年代他创作的《英特那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艺术风格方面有鲜明的突破，在现实主义中具有表现主义的和象征的因素。这一特色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包括近期创作的《太行山系列》。
“风格即人”，孙见光的画朴实、深沉，有些还带着一种苦涩味道——在平凡现实生活的反映中，有点历史感。他的作品基本上分两大类，一是永难忘怀的对朝鲜的记忆，另一个是生活了三十年的广西的风土人情。他的画初看貌不惊人，不会炫耀色彩和特殊的结构，但你仔细欣赏就会发现，他总是在事物中发现和抓住某些被别人忽略掉的东西，包括人物的姿态。他能抓住虽缺乏外在美，却具有性格和风俗特征的东西。或许这正是具有深沉的民族气息的乡土味。难怪高山辰雄对他的画格外感兴趣。
曾创作过《时刻准备着》等优秀作品，并长期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的尹国良，这次推出的作品是近期返乡采风之作，那些黄土高原农家的景色，亲切感人。而从展览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转入美术学院壁画系工作后，高宗英在艺术风格方面做着新的风格化的探索。马兆仁的一组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画作，饶有新意。
版画作品在这个展览中，可以说水平最为整齐。李焕民、张建文的作品，早有定评，有些可以列入某一特定时期的代表作行列。戈沙的版画轻快、优美、单纯，具有装饰风格，特别是一组丝绸之路的画幅，有更上层楼之感。张树云的作品不常见到，他那油印与水印相结合的版画，备感新鲜，静物中的古代瓷瓶，处理在虚实隐显之中，渗透着神秘的民族文化精神。
似乎逃不掉中国艺术家的一般规律，年轻时向往西方，年暮时回归东方。许多人聚集在毛笔宣纸的爱好上，山水、花鸟、人物，水墨、重彩、工笔，一试身手。显然具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无论条件怎样差，同学们都通过自己的探索、领悟，不懈地耕耘，并有所获。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说，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是很强烈的。从生活中得到启示，从来自各方面的艺术信息吸收营养，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自觉追踪时代的脚步。从不停息；另一点是，你尽管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还不够成熟，还不尽完美，还参差不齐，但你却不能说这些作品干篇一律，互相重复。不敢说“老辣”，但却有着深沉；未必是丰富，却也繁杂多样。
张建文长期同石鲁一起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深，石鲁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加之他对古代画论的研读，所以他的中国画显然是长安画派风格。多以陕北风光为题材，又很好地体现出传统艺术中的疏朗、骨法、苍润。这次限于展线，仅展出几件幅面较小之作，未能充分显示他的功力。长期生活在山东，现为临沂画院院长的皮之先，长于山水，七十年代曾有红旗渠组画问世。他的花卉、古典人物也颇为可观，这次展出的是根据《聊斋志异》创作的融幻想与现实之作。李瀛，长期从事展览设计，主持过不少赴国外的工业展览，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都会都有过他的足迹。他根据写生，运用焦墨技法，整理的一组国外风光新颖别致，西方建筑的描绘，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其他如李元、孙洪绪、卢维城、刘百祥的山水，赵志方的花鸟，王其智的老虎，辛显林、李荣华的工笔，各有所长。我也展出水墨小品八幅。韦其美、姚有多、张凭等先生对我讲：工余之作，尚能如此，实属不易，当可换大幅面试试。我很感谢他们的鼓励之忱。
在我们展览的请柬上列名参展者，分为十个门类，可见这个班的同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成为一支杂牌军。有的竟然单枪匹马闯入一个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比如苗地，已是著名漫画家，展出中有幅《酒逢知己千杯少》，不仅幽默风趣，那潇洒自如的笔墨，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桑介吾的书法，则登上另一领域的艺术高度。王一林的雕塑，功力不浅。北二环街心公园的《鸽子》，以简练、富有旋律，寓动于静的形象，传达出强烈的时代感。雕塑作品搬动不易，这次只能展出他的几件小品。还有两位摄影家——陈志和佟树珩，这次展出了他们的许多精彩“镜头”。陈志所拍摄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的师生照片，引发多少人的回忆，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与同学们的合影，更是独此一家的珍品，廖静文先生看后也深为感动。
正如当年的班主任罗工柳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的：“风雨四十余载，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成绩，有些是为人共知的；有些则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的中国心，分量相同。”
共同的中国心，编织出这个“岁月”展览，这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后最早一批学生向母校的汇报和奉献。
(责任编辑：zgsh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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