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余人。原名瑞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篆刻家。早年保送进入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三三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帝国美术学院攻习雕塑和东方美术史，研究绘画和篆刻。回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工作，从事抗日宣传。建国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史教授、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傅抱石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美术史论研究，一生撰写美术史有关文章达二百六十余万言，在中国画理论研究和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上半期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傅抱石美术史论研究生平

我国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美术史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开始初步形成，这一新事物应该说与傅抱石的出生、成长保持了同步。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直接从事美术史论研究的专家少之又少，傅抱石与陈师曾、滕固、郑午昌、吕瀓等人均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代美术史论家，他们在美术史论领域筚路蓝缕，开辟出美术史论研究的学术渠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第一批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绘画史，其中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25年)、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年)、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年)都是这一时期出版影响比较大的美术史专著。傅抱石也是这一层次的重要组成人员，对美术史论的研究与他们同时开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成为美术史论领域开风气的第一代学人。1925年，傅抱石21岁时就在自学的基础上写出了十余万字的《国画源流述概》，在国内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23岁时就已经写出了《摹印学》（1927年），对中国篆刻史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1929年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教中国画期间又写出了七余万言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后于1931年出版发行，从中可见他国人的才华和胆识。傅抱石早年不断致力于美术专业知识的储备和理性思考，在这一学术领域拓展出了美术史论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向，不愧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美术史论领域的学者和先驱。

1933年，傅抱石进入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在金原省吾教授的指导下攻习东方美术史。傅抱石成为金原省吾的第一位研究生，金原省吾本人也非常惊讶，没有想到自己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竟然是来自中国的傅抱石，并且在日后有着如此巨大的绘画声望。金原省吾是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是研究中国美术的权威，接受傅抱石为研究生时才四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在金原省吾的指导下，傅抱石在原有的基础上使自己的美术史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和深厚，为后来的美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学习期间，傅抱石撰写了不少专题研究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1933年冬，傅抱石撰写了《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对于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关于中国画史的研究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山水画在顾恺之的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绘画种类，与人物画并列，由于顾恺之在山水画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成为山水画之祖无可争议。在这篇文章中，傅抱石对山水画中的自然问题、山水画家王维的生卒问题以及南北宗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驳斥了伊势专一郎的学术观点。通过理性思考，他也将自己今后的创作思路及创作题材引向六朝及唐代更宏大的取材范围和叙事空间中来。1935年傅抱石31岁时又在日本发表了其编撰的《苦瓜和尚年表》。将其作为研究石涛的发轫，傅抱石展开了对石涛的持续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外石涛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同时也为他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创作提供了扎实系统的学理基础。在这期间，傅抱石翻译引入了日本梅泽和轩著《王摩诘》(1933年)、金原省吾著《唐宋之绘画》(1934年)以及《基本图案学》、《郎世宁传考略》、《日本工艺美术之几点报告》（1935年）等在国内出版、发表，为引进日本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傅抱石作为专门学习美术史专业的学生出国留学，1935年回国后应徐悲鸿的邀请，长期以中国美术史教授的身份继续从事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理论的研究工作，在美术史论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抗战爆发后，傅抱石被迫流亡内地，抗战初期，曾一度出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秘书。第三厅解散以后，又继续回到设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继续致力于美术史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傅抱石自1935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除出任第三厅一年多的秘书一职外，直至1949年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国立中央大学度过的，与徐悲鸿、吴作人、陈之佛、张书旗、黄君璧、吕斯百、谢稚柳、李瑞年、秦宣夫、黄显之等人作为同事任职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傅抱石与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画创作与艺术教育，使国立中大艺术系实力陡增，为中国画的教学、创作、美术史论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这期间，傅抱石先后出版了《中国美术年表》、《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1937年）、《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1940年）、《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1940年）、《中国篆刻史述略》（1940年著）等著作，继续将自己的美术史论研究向前推进。傅抱石1935年发表于《文化建设》的《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一文值得引起重视，这篇专题论文是傅抱石读金原省吾《东洋美术论》所作的一片专题论文。评价了我国传统哲学和绘画美学中的天、老、无、明、中、隐、淡七个基本概念，并与美术思潮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进行中西绘画思想印证，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篇专论，确实很有价值。傅抱石继在日本发表《苦瓜和尚年表》后，继续展开石涛的专题研究，在近五、六年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石涛年谱稿》（1936年）、《石涛生卒考》（1937年）、《石涛丛考》、《石涛再考》、《石涛画论之研究》、《大涤子题画诗跋校补》等系列专题研究论文、专著，1941年在重庆又完成专著《石涛上人年谱》的编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傅抱石这一时期的美术史论研究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肯定，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专门撰文对他的《中国美术年表》予以介绍，傅抱石的学术成就日益被学术界重视，在他举办壬午重庆画展之前，以致于作为美术史论家的身份为社会所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抱石对山水画和人物画创作的理性思考继续深入，传统与创新、时代与个性、思想意识与审美体验、空间与造型、写生创作与诗性表达、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思考的目标，《初论中国绘画问题》（1951年）、《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1953年）、《中国的山水画》（1955年）、《中国画的特点》（1956年）、《创作毛主席诗词插图的几点体会》（1958年）、《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作画小记》（1959年）、《关于中国画的传统问题》（1959年）、《笔墨当随时代看贺天健个人画展有感》（1959年）、《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答友人的一封信》（1961年）、《江山如此多娇——谈谈江山国画工作团旅行写生的山水画》（1961年）、《东北写生杂记》（1961年）、《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表现》（1962年）、《谈山水画写生》（1961年、1963年）等，都是对中国画核心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尤其毛主席诗意画的创作，东欧写生、东北写生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和绘画特性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系统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绘画理论观念，振聋发聩。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的中国画创作及其相关理论思考，为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和宝贵的绘画实践经验和理论教训。

傅抱石作为美术史论学家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绘画理论、绘画史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且在书法篆刻领域的书法篆刻理论研究和书法篆刻史研究也有不俗的表现，他的书法篆刻领域的研究成就也应引起相关领域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早在傅抱石的青年时期，他就已经在书法篆刻研究上有了精湛的学术造诣，23岁完成了篆刻专著、专题论文《摹印学》（1926年），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印章源流》）、《刻印源流》（（1940年）、《中国篆刻史述略》（1940年）、《评明清画家印鉴》（1940年）、《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1961年）等专题研究文章和著作，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他本人对篆刻艺术的认识和见解。郭沫若对于傅抱石的篆刻研究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我国篆刻历史久远，而自有篆刻以来，从无系统的篆刻史论之作，而始作俑者，则只有傅抱石”。作为对我国古文字学有着精湛造诣的专家，对于傅抱石篆刻研究的重要意义及获得的成就给以深深的理解和认同，从中可见傅抱石对书法篆刻研究的深度。傅抱石正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拓展出了我国书法篆刻研究的学术道路，在书法篆刻理论研究领域确立出了自己坚实的学术地位。

傅抱石美术史论研究特色

傅抱石在美术史论研究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开拓出许多研究研究专题。诸如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年表的形式进行梳理、山水画史的研究、中国山水画技法、特点以及表现形式的专题研究、石涛专题研究、中国篆刻史的研究……。不仅如此，傅抱石也是最早关注散佚海外中国美术品研究的美术史论家之一，他积极著文呼吁保护中国的美术作品不能任意散佚海外，要集中物力、人力致力于这方面的保护工作和研究工作。他本人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傅抱石对于散佚海外艺术品的研究对后来一些从事相关领域的美术史论家的研究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傅抱石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先驱和资深学者为人们所铭记。虽然傅抱石在这一领域有许多领域需要深入开拓，可惜由于他的过早去世而没有充分地加以展开，令人惋惜。即使如此，傅抱石在美术史论领域的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工作，也足以使他在现代中国美术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长期的美术史论研究生涯中，傅抱石的美术史论研究形成了特有的研究，其基本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高度重视中国画系统知识、整体知识的把握，注重通史研究的美术史论研究特色。傅抱石非常重视综合知识素养的培养，从早年即不间断阅读古典哲学、传统画论、古典文学以及西方的绘画理论，留学日本后，又接触了自然科学知识，将地貌学、地质学与中国画创作有关联的自然科学领域的书籍也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中来，因而学术素养非常全面，具备了极为丰厚的文史知识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其美术史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综合学术素养基础，而不仅仅是中国美术、中国绘画内部进行研究和理性判断。傅抱石认为美术现象不是孤立自起的文化现象，而是和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宗教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只有在整体文化系统中，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因而他不仅注重中国美术内部的关系的把握梳理，而且也非常注意中国美术史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注重在整体系统内进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梳理。他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中国宗教、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美学史、中国哲学以及诗词、书法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获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

2、主张在美术史论研究中抓大略、抓主要环节，在研究主导方向上寻找突破口。傅抱石在长期的美术史论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他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优势和理论特色。他在中国画与中国思想关系的研究、石涛研究、篆刻史研究、中国山水画专题研究等几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研究专题。傅抱石尤其注重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的中国画状况，对六朝、明清之交的绘画史、民国绘画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在一系列专题研究上获得相当的突破。仅以他对中国山水画史的研究而言，就足以证明他这一研究方法的卓有成效。可以说，正是傅抱石的奠基性工作，才有今后山水画领域的学术研究趋向的出现和扩展，以后诸多中国山水画史的研究框架及其思路，基本上没有脱离傅抱石所确立出来的基本研究范畴。

3、具有坚持学以致用的美术史论研究原则。傅抱石主张美术史论研究要和实际的工作结合起来，不能脱离现实水平而单纯致力于学术研究，相对于中国画创作研究而言，其研究选题、研究思路一定要和绘画创作实践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才能有的放矢，获得具有创建性的绘画创作理论来指导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也只有对绘画创作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上升到绘画创作论的高度，提炼出新的绘画美学理论，概括出新的绘画风格特征和绘画创作技法，才是理论研究的核心，理论研究也才能见效。傅抱石认为美术史论的研究成果必须直接指导美术创作，成为美术实践的理论依据，美术史论研究工作才有价值和意义，不能作空头的美术理论家。在这一点上，傅抱石做的相当出色，他的学术研究不仅直接指导了自己的美术创作，而且为“江苏画派”的确立也起到了重大的理论奠基作用。傅抱石所一再阐述的“时代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中国画创作原则成为“江苏画派”的理论宣言，充分显现出美术史论研究的高度和理论概括能力。

4、具有高度重视中国画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美术史观。傅抱石对于中国美术尤其中国画的精神内涵、社会功用具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反映，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审美能力的体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因而在美术史论专题研究中非常注重中国画的社会功能和服务于社会能力的发掘。正是基于这一美术史观，傅抱石在二十世纪中国画两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刻，挽救振兴了中国画，推动了中国画创作新局面的到来。一次是抗战时期，傅抱石发表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来看抗战必胜》（1940年）、《中国绘画在大时代》（1944年）等专题文章，驳斥日本的文化侵略。认为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表白，必能使日本屈服，抗战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中国画在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和士气上必能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极左思潮泛起的时期，傅抱石奋笔疾书，写下了《初论中国绘画问题》（1951年）、《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1953年）等系列文章，举办专题讲座，宣传中国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特质，十分肯定地提出中国画可以为现实服务、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张。他通过毛主席诗意画的创作、通过革命圣地写生创作，两万三千里旅游写生，将上世纪五、六十时代的中国画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他所领导的“新金陵画派”与“长安画派”一起成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象征和代表。这一系列艺术成就的取得，显然与他的这一美术史观有分不开的关系。

傅抱石美术史论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傅抱石在美术史论领域的研究和思考非常广泛，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书法篆刻史、绘画美学、中国画创作论等诸多领域几乎都有他研究的兑现和内容，他的美术史论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画史、中国画绘画理论领域加以展开，同时也涉及了篆刻、雕塑、陶瓷、青铜器、画像石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为我国二十世纪美术史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傅抱石在美术通史、六朝山水画史、石涛绘画、二十世纪上半期现代绘画史以及现当代山水画创作理论方面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和理论思路展开，对中日美术史交流以及日本绘画也有所涉及，从而奠定了他在美术史论领域研究全貌。

傅抱石深知“东晋是中国绘画大转变的枢纽”，因而以东晋为中心，对六朝山水画史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从研究顾恺之出发，而俯瞰六朝”。《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都是对这一时期绘画研究作做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其中提出了自己对六朝绘画的认识和创见。他认为我国山水画的发展应该上溯到汉代，山水由汉代发端胚胎于汉魏，成熟于东晋，而发达于盛唐五代。在这一长达近千年的山水画历史演变进程中，顾恺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更是卓越的山水画家。山水画从人物画的附庸而获得独立并第一次进入高峰阶段，应该从顾恺之所处的时代开始的，顾恺之出现以后，宗炳、王微、张僧繇、展子虔诸人纷纷涌现，至唐五代进入有一个发展盛期，顾恺之的出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山水画进入明清之际又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明末清初是中国山水画取得辉煌成就的又一个特殊时代！因而傅抱石对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史尤其重视，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致力于相关专题的研究工作，对于石涛的研究即是一个典型。傅抱石早在17岁时就已经对石涛具有了深刻洞察和研究意识，不愧慧眼独具。虽然现在对于石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但在本世纪初却很少有人能有如此深入的认识，傅抱石对石涛研究能取得如此的学术成就确实令人惊叹。傅抱石对于明末清初绘画研究、石涛专题研究确实具有开创之功，他对这一时期美术史论相关专题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到现在都具有借鉴作用和影响。

傅抱石的绘画创作论是其美术史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亮点的一个区域，全面、具体地反映出其美术史观和绘画创作理念。傅抱石对现代绘画史具有独特的见解和认识，提出了中国画变革的主张。1937年傅抱石发表了《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专题文章，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守旧的现状强烈不满。他对这一现状和中国画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认为中国画目前的症结在于守旧、陈陈相因，远离现代社会的情感和思想，更无“现代性”可言，必须对这一绘画创作现状加以改进、变革。只有打破传统程式的束缚，放胆地采用新技法，才能使中国画跟上时代的步伐，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反映和自我个性才情的表现。1942年发表的《壬午重庆画展自序》可以看作是傅抱石绘画史观、绘画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全面介绍了他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和变革思想。在这篇序言中，傅抱石提出要通过写生为中国画融入新的血液和精神，同时有选择、创造性地继承中国画的传统，注重笔墨和意境的塑造。当然，更要提倡画家的激情表现，为中国画注入创造的精神和画家不可遏制的情感。他四十年代在中国画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显然是这一绘画创作理念积极指导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的这一变革思想继续加以积极展开，使他的中国画创作又一次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创作毛主席诗词插图的几点体会》（1958年）、《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作画小记》（1959年）、《笔墨当随时代看贺天健个人画展有感》（1959年）、《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答友人的一封信》（1961年）、《江山如此多娇——谈谈江山国画工作团旅行写生的山水画》（1961年）、《东北写生杂记》（1961年）、《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表现》（1962年）、《谈山水画写生》（1961年、1963年）等，都是他绘画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新认识，对中国画创作的路径、特色、绘画技法特色、创作思想、审美理想以及价值追求都呦了新的认识。他在中国画思想理论研究领域进行了持久的理性探索，提出了诸多可堪称经典的中国画创作理论和观点。诸如“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在表现现实生活、表现时代、表现自我精神情感和与传统的关系，梳理出自己的认识、判断和见解。傅抱石在《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1954年）中说，“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自始就是妙悟自然，而不是单纯地诉于视觉的客观描写，这就要求中国画的创作是游、悟、记、写的结合。只有深入观察、思考，概括提炼，立意构思，才能使中国画于新意妙笔之中表达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同时也为观者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这一点说，中国画所具有的丰富艺术表现力，也才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深刻剖析了中国画的创作思想观念和构思特点，这也是傅抱石从绘画创作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具有经典意义的绘画创作方法论，到现在都不失其理论指导意义。

结论

傅抱石主要活动在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文化观念加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傅抱石的美术史论研究无疑有着时代的烙印，丰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强烈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傅抱石独具特色的美术史论学术理念和研究理念。傅抱石不仅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中国画家，也是一位具有卓越学术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在绘画理论、绘画史、篆刻理论、篆刻史研究领域都获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傅抱石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人文学术素养，又在艺术创作上有着突出的成就与影响，这在我国中国画家和美术史论家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其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记录下了傅抱石独自前行的运思轨迹，也是他长期美术理论思考的结晶。傅抱石对中国美术史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已经作为我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标志而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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