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国当地艺术蓬勃的今天，有着先驱作用的罗子丹却突然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中，罗子丹到哪里去了？他是否还在坚持他的行为艺术？
              
        “那个时候，罗子丹在成都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他一出道就像注定要火起来的演员一样，短短一年多就迅速走红，成了大明星。”熟悉罗子丹的雷先生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记忆犹新———在一个垃圾场，罗子丹一身西装革履却背着背篓捡拾小面额纸币；在太平洋百货门口，他和大学生一起派送1分钱的纸币；在成都科技大学，他手持“砖头手机”在烈日暴雨中挺立三小时最后被担架抬走；在某菜市场，他将上百件胸罩、内裤挂在肉摊上叫卖……
       
        到了后来，罗子丹已然成为了方方面面都难以忽略的“大腕”。每当他的行为艺术作品推出时，版面金贵的报纸都会慷慨地拿出版面大篇幅报道，电视台也常常播发他的新闻，电台还特意邀请他接听热线回答听众提问，大学校园专为他举办讲座……罗子丹就这样被所有人捧成了“成都行为艺术第一人”。
    
        2008年岁末，罗子丹，这个曾经的“第一人”再度站在了记者面前，过往种种一一浮现，有感慨，也有对未来的憧憬。
       
        “2000年后我离开了成都一段时间，不过我从未中断过创作，我后期的所有作品都选择了在网上发布，到现在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作品，今后肯定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全面的个展’，让大家了解我这些年做出的成绩。”
                              ———罗子丹
   
        我觉得（现实）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很直接而有效的

        “可以说，成都人就是因为罗子丹，知道了什么是行为艺术。”艺术批评家张颖川这样回忆说。
       
        当记者找到罗子丹时，说起往昔的一切，罗子丹却说出了一句让记者意外的话，其实当年他做这些全都是贴钱在做，“因为行为艺术就是做给大家免费看的，而我除了搭进时间之外，自然也要为实施时使用的材料、工具买单。”张颖川告诉记者，当年罗子丹在成都风风火火地搞起行为艺术的同时，其实上他还经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以广告设计为主的小公司。这份收入究竟有多少？罗子丹说：“刚够维持我的正常生活，比如交朋友和做我喜欢的行为艺术所需要的费用。我不是很追求物质的人，要是很在乎钱，我也不会贴钱做行为艺术了，我完全可以把公司的业务做得更好些。”记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当罗子丹在1993年投奔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做北漂前，他靠经营广告公司月收入早已过万了。至于罗子丹的金钱观，记者不甚了了，但却在采访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1999年，罗子丹与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还挂上了钩，对方开价20万元请他做总策划案，而他却应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批评家王林之邀跑去重庆参加“都市人格”现场展，耽搁半个月之后当罗子丹再回到成都时，早已等不及的这家房产公司已将该业务交给了别人……
       
       接触“行为艺术”，罗子丹是在1993年，就是投奔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时候。不过他的第一件作品实际上更像是一件装置作品，时间是1995年上半年：在大街上把收集来的破旧的一毛钱纸币铺成一字长蛇阵，然后用摄像机从很低的角度打广角拍摄路人的反应，记录人群在初级商业阶段的心态。“我觉得（现实）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很直接而有效的。”罗子丹说，他对行为艺术很是看好，但遗憾的是这一公然在大街上实施的另类艺术，很快遭到了制止。“我觉得当时行为艺术不被接受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行为艺术家本身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罗子丹说，他发现当时北京不少搞行为艺术的人有强烈的出位情结，对很多方面怀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北京不适合搞行为艺术，于是我选择回到了成都。”

        我的艺术表现的是这个改革的时代，自然应该与这个时代的人分享
       
        不甘心从事地下创作，罗子丹说他有“强烈的公众情结”，他的所有艺术构思都来自对改革开放转型期不断涌现的社会现象的切身感受，而他希望把这些传播给大众，“我的艺术表现的是这个改革的时代，自然应该与这个时代的人分享。”当然，他也不同意将自己那个时期的作品统称为“行为艺术”，“它涵盖了行为、装置、架上等多种类型，而统一之处在于呈现于公众视野，所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罗子丹将“公共”的概念落实到了行为中。1995年下半年，罗子丹出击了，他选择了一身西装革履的白领打扮，却背着背篓，背景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尽管当年大多数成都人还不知道行为艺术为何物，尽管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是一个叫《白领行为》的行为艺术作品，但毫无疑问，他怪异的举动成了大家琢磨不透的问题，大大的问号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接下来，罗子丹像一个疯狂的战士一样，把一个比一个大的问号像手榴弹般接二连三地扔了出来！
       
        1996年初，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上，罗子丹和几个大学生出现在了人气极旺的太平洋百货门口，见人就派送一分钱纸币。怪异的举动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而他的用意也逐渐被人们猜到了几分，“是提醒我们别忘了贫困中的人吧”“是提醒我们这样的消费是不是超前了”……同年8月，罗子丹变身款爷，手持当时最炫的“砖头大哥大”作接听状，在烈日下一动不动地挺立在成都科技大学校门口。更绝的是，老天也似乎有意为罗子丹的表演助兴，午后竟又下起了暴雨，但站在红丝绒圆台上的罗子丹却不为所动，直到3个小时后再也支撑不住被朋友用早就放在一旁的担架抬了下来……第二天，几乎所有成都人都记住了一个名字：罗子丹！而他的举动则似乎成了对当时有钱人买了“砖头大哥大”后四处炫耀的最好讽刺。
       
        罗子丹在成都红了。为了讽刺金钱与色情的丑恶关系，他在菜市里把100多件各种胸罩、男女内裤挂在肉铺叫卖；为了表现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不平衡现象，他穿上自制的一半是西装，一半是农民工装束的奇装走上了街头；在仁和春天百货门口摆起一架铁丝床，罗子丹在上面铺上泥土撒上草籽，每天浇水……

        我希望倚重互联网带领我们与时俱进，根除我们身上的种种陋习
       
        人们关于罗子丹的疑问，一方面来自于他超前的艺术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大红后的悄然“失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记者找到罗子丹其实并没有费任何周折，给艺术批评家张颖川打电话，她迅速地告诉记者，其实罗子丹现在就在成都。
       
        如今罗子丹把自己的工作室设在了机场路附近，一间完全的清水房，除了电脑和一些美术资料外，几乎没有多余的陈设。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和罗子丹的聊天居然是从他向成都感恩开始的。“那时候，成都人可能把我当怪人看，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初的反应都在我的预料之中。”罗子丹心平气和地说，“最重要的是，在我实施行为艺术的那么多年里，从来没有遭到任何阻止，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才是难得的。从这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非同一般的包容性。”
       
        那为什么会“失踪”这么多年呢？罗子丹笑了笑，“2000年后我离开了成都一段时间，不过我从未中断过创作，只不过实施的作品少有在一个城市的中心或公共场所展示，更多的选在了乡村等偏僻的场所，这样一来媒体关注得就少了。我又是一个不善于与媒体交往的人，而随着网络的发达，我后期的所有作品都选择了在网上发布，到现在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作品。”谈到未来，罗子丹说，今后他肯定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全面的个展”，让大家了解他这些年做出的成绩。
       
       为什么选择网络发布作品？“我不能忍受某些媒体的态度，他们总认为艺术家拿作品来寻求发表就是求出名的。作品发给网络媒体往往简单得多，一封电邮，不见面，不听声，就事论事，用就用，不用拉倒。还有，对网络的支持也表达了我对互联网的一贯看好，我甚至希望倚重互联网带领我们与时俱进，根除我们身上的种种陋习。”罗子丹说因此他渐渐脱离了公众的视线。
       
        现在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罗子丹说，现在的他在经济上仍然算不上富有，但由于北京一家画廊签约销售他的一些画作，加上他仍然在做些设计挣到“保证自己艺术活动和交际的费用”，所以基本的生活他并不发愁。
       
        如何看待现在的成都行为艺术氛围？他的回答很直接，“氛围越来越差”“这个圈子出了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介入行为艺术领域，但很多作品却很难让公众接受，行为艺术自己造成了与公众的脱离。”对此，比较关注行为艺术的市民雷先生也直言，现在的部分行为艺术家做出的举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虐杀动物，动不动就脱光……“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思想性了，甚至对行为艺术产生了厌恶情绪。”
       
        那么今后的创作方向又会是什么样呢？罗子丹表示，自己目前比较感兴趣的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在他看来西方和东方的融合绝对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化合作用”———西方对东方而言其实是东方的另一半，反之亦然。“最好的方式是到西方国家去生活，先不要想创作之类的事情，就是当个普通人，真正融入进去了，自然会有感受，出作品是自然而然的事。”罗子丹告诉记者，对于未来是否还能重回当年的巅峰状态的问题，他根本没兴趣考虑，同时也认为不太可能回到从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