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采访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张孝勇，依照笔者的想象，应该是一身清骨、迎风凛立、桀骜不驯的南方艺术家的形象。

　　初见张孝勇，让人感到一丝困惑。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浓眉大眼、体型魁梧的山东大汉，半白半黑的头发整齐地梳到后面，一身笔挺的礼服。南方人？北方人？艺术家？企业家？笔者不禁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发生了怀疑。

　　再见张孝勇，是在他的画室。此时的他，精神已经完全集中于他的创作中，衬衫下摆露在外面，头发有点散乱，凝神静气，笔尖在宣纸上游走，一幅佳作一气呵成，而此时刚从创作状态中走出来的张孝勇已是满头大汗。

　　山东根，山东魂

　　虽说身居香港，张孝勇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张孝勇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齐河县，他的艺术生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自幼酷爱画画。”张孝勇说。自六七岁开始比着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来画，到了十三四岁，其父见他喜欢画画，便带他到省城济南寻访名师，拜在著名国画家黑伯龙门下学山水。“后来恢复高考，我考入山东德州学院艺术系，开始接受系统的艺术教育。”

　　出身虽不是艺术世家，上学亦不是名校，但对艺术的热爱却可以冲破一切地域和家庭的阻绊。在读大学的日子里，对张孝勇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国画大师李可染。“1983年我到北京拜李可染为师，几经周折，最后认识李可染的大弟子黄润华，再经他介绍认识李可染。”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张孝勇，几年来不断“进京”，拿自己的画请李可染指导。

　　在山东的这段时光为张孝勇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随后的四处漂泊中，山东人的朴实执著以及大师们的教诲，时时刻刻伴随着他。

　　如今，张孝勇虽居香港，但心中依然放不下山东，每年都回来，而且还在山东筹划投资项目，为家乡做贡献。

　　1990年，张孝勇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助教进修班，199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姚有多教授高研班，同时经姚有多教授推荐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研修班学习日本画。

　　张孝勇一心想通过到日本留学来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能，但到了日本以后，才发现情况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我是学国画的，日本画的前身，就是浮世绘、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画三者的结合，去学他们的画，也学不到什么……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年，但如果那时候回国……大家都知道你出国了，当时也没脸再回来，1994年就去了加拿大。”张孝勇讲得很实在。

　　在加拿大，张孝勇的发展同样不顺利，只能整日为生存奔波。张孝勇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总有说不完的感慨。

　　1998年，张孝勇辗转来到香港发展。“香港回归后，与内地和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只要你画得好，再注意推广，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或许这就是香港的一个优势。”同时，张孝勇还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东南亚对中国画的内涵的理解还是很浅的，当时香港刚刚结束了百年殖民地的历史，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刚刚退出主导地位，东方文化又要占领这个市场，但香港没有刻意去宣传国画，这对于画家而言，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张孝勇决心要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

　　2007年，由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华海外联谊会和香港《文汇报》主办的“中华情——全球华人书画世纪大联展”在香港举行。张孝勇任会长的香港美术家协会和香港中国画院参与这次大联展的协办工作，为此，张孝勇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联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艺术家，市场路

　　与很多整日埋首于画室的艺术家不同，张孝勇很早就具有了市场意识。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感觉学画那么久，好像就是填不饱肚子。画的画可以，但没有人愿意出钱买。而后来在北京、日本、加拿大、香港的漂泊，也迫使他在执著于艺术追求的同时，更关注生存问题。在加拿大3年，张孝勇基本以卖画为生。1998年来到香港，也是由于看好了香港在艺术市场方面的巨大空间。

　　对市场的敏锐观察和主动适应也影响到了张孝勇的艺术创作。刚到香港时，张孝勇的作品还是以纯水墨为主，但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当有画商向其建议多使用色彩时，马上提醒了张孝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虑，张孝勇发现地域对画风是有很大影响的，中国北方冬季寒冷，草木枯萎，黑白灰的东西比较多，适宜于用水墨表现；而江南不一样，四季常青，色彩丰富，人们也更愿意在国画中看到丰厚的色彩。张孝勇开始在水墨中加入了较多的颜色，甚至采用了泼彩等手法。有了这个转变以后，他的画才开始渐渐在香港立足。

　　张孝勇最后表示，“我除了想把画画好，还想把画以理想的价格推销出去，以便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进一步研究和丰富自己作品的内涵。”他也承认，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他对中国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