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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草，是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汉字的起初功能是实用，加上的成分就形成了书法。而书法要表现个性的自由，文字的辨读开始模糊，有点近似山水画家的泼彩泼墨了。

　　非常喜欢的《古诗四帖》，它让我看到了变化无穷充分展现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艺术震撼力。

　　张旭生逢盛唐。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一幅何等强盛富庶的社会图景。其时，唐玄宗收复沦陷已久的辽西十二州，西域重镇碎叶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漠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向唐称臣，安北都护府得以重建。“开元盛世”创造的太平安定局面，同时也培植了当时人一种要求自由、发展与解放的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坐标鼓起多少文士诗人的理想风帆。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快马著鞭向长安”的满怀信心，杜甫则“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踌躇满志……

　　时光恍如梦幻一样地飘过。3年以后，李白失望地走出了长安。杜甫科举落第以后，在长安到处流浪，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张旭似乎比李杜好不了多少。他的好友李颀在《赠张旭》中说：“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应该属于他的真实写照。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了相当“七品”之类的小官——太子左率府长史。从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角度看，张旭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失落感的。唐朝的文人有一个习气，不能做官积极用世，往往改换另一种方式，由儒而入道入佛，追求精神的自由。当张旭仕途不畅无法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时候，他的精神足迹却在酒和书法中找到了栖身之地。

　　杜甫在酒中发现了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一个无视礼教不顾身份借酒挥毫的草圣。

　　唐代书法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书壁，从文人书斋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直接在粉墙上或是贴了绢素的墙壁上书写，其难度远胜于在书桌上挥毫。开元年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阳，正好大画家吴道子、大将军裴旻、大书家张旭凑在了一起，兴会空前。皇帝一时高兴，命他们各陈其能。于是裴旻剑舞满堂势一曲，张书狂草一壁，吴画人物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大饱眼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舞者、书者、画者与观赏者互动的热烈气氛，从此以后不复见到了，一时传为千古佳话。

　　更有甚者，张旭每至酒酣，常常口出狂言并以头濡墨（古人蓄发），然后用手抓住饱蘸浓墨的长发，狂呼大叫，在粉壁和屏障上东涂西抹。那是酒与书的联袂狂欢，线条的舞动如风如龙如疾驰的野马。一笔狂草，满壁纵横，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欣赏的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表演——酒神的舞蹈——线的舞蹈、肢体的舞蹈、灵魂的舞蹈。

　　酒是好东西。天子赐酒，美人劝酒，曹操煮酒，刘伶醉酒，陶潜菊酒，贺知章金龟换酒……千般万种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润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于张旭，又何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个性、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牢骚，也借酒开创了醉中狂草的特有书风，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新唐书》里另有一段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是啊，没有酒，哪来的张旭神奇的狂草？因为酒，潜意识中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都一股脑地抖了出来，再也没有顾忌，一切规律、偶然，平日必须遵循的法则都被踏倒、推翻，精神获得了大解放。张旭举起了酒杯，喝着，然后跳着、喊着、舞着，把所有的生命力、创造力都灌注进去，这样的作品怎不泣鬼神而惊天地呢？

　　为张旭作理论上的精彩总结，应该是唐代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他在序中说：“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历史上没有人像韩愈这样把主体性情对书法创作的重要作用强调得这么具体，这么实在。他高举的是书法“形其哀乐，达其性情”的抒情旗帜。决定书法艺术高下的，不在技巧，我赞同韩愈的观点。但是，遗憾的是：他丢开了酒。也许，昌黎先生不喝酒。

唐·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