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美术》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四川美术》在八月与成都军区共同推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西南军事美术创作特辑”。在这本特辑中，共收录了六十位西南军事美术优秀人才的作品，其中对梅肖青、张文源、艾轩、钟开天进行了专访。除刊发作品的60位艺术家外，还有一批优秀军族画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联系到艺术家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张文源：1942年8月生，四川峨眉人。1960年参军。1964年作品开始入选全军及全国美展。1973年进入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从事专业绘画创作。1997年5月与人合作为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办公厅创作大型丙烯风景画《长城》。作品曾入选第六、七、八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有六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协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油画。油画《红军过草地》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无名高地》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他们和我们》被评为南疆前线美展优秀作品，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有《张文源、艾轩油画选》。

　　请谈谈您的从军之路，以及后来是如何走上艺术创作之路的？

　　张文源（以下简称张）：我是1960年参军的，当时刚满18岁。到部队后被分在了后勤的一个汽车连里面。由于我从小就喜欢绘画，所以参军后就在部队做一些写写画画的工作，办墙报、板报之类的。当时方振老师觉得我画得很不错，就把我推荐给军区管美术的，然后就把我调到了军区的电影发行站。那里的工作环境比较悠闲，成天就是放电影，看电影，修理坏片子等，顺便也画幻灯之类的事情。可这种生活氛围太舒服了，我当时年轻，有冲劲，当兵也是希望能到艰苦的环境下锻炼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城市里舒舒服服的看电影。于是就向领导打报告，自己提出要求要到高原，到那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正好从四川美院毕业的一个学生刚被招来当兵，上面就把我和他一起分到了康定军分区。随后我就在那里当了四年兵。那是一段与成都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每天劳动生产，军事训练，我还在那里放了一年的牦牛。但我还是喜欢绘画，因而业余时间就在速写本上作画，绘画技巧也因此得以慢慢的提高。

　　四年后，我被调回成都军区。我那个时候根本都不懂什么叫国画，什么是版画，也不知道写意画和工笔画的差异。也就是从那时起，方振老师开始指导我画画，我才粗浅的懂了点这方面的知识。1964年的全军美展，我根据在西藏的生活体验创作了一幅作品，叫《翻身的农奴》。没想到得了奖，这幅画一下就出名了，当时报纸、杂志到处都在发表这幅作品，上海《文汇报》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也就是从那幅作品以后，我才开始专职作画。提干后，领导就把我留在了军区创作室。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整个秩序被打乱，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以前的正常作息生活时间都没有了。那段时间我也在画画，但都是画一些先进模范人物，另外就是画展览板之类。比如北京做什么展览我们就画什么画。那个时期根本就没有创作机会，也没办法跟名家学习，所有的一切全靠自我学习摸索。文革结束后，社会恢复秩序，我也重新归队，还是在创作室画画。

　　到了1974年，全国全军美展时，我第一次结识了我非常崇拜的军队著名画家何孔德。我是1964年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1974年才见到他，整整十年。当时他和几个画家到成都军区体验生活，我也有幸随同前往，跟他们学习。现在想来，感慨良多。

　　从军的经历对您后来的艺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这个影响可就大了。对于从小喜欢绘画的我来说，到了部队正好有了用武之地。是部队发掘了我的美术潜力，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当兵我可能成不了画家。

　　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对您影响最深的画家是谁？

　　张：是何孔德老师。何老师画画特别勤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来没有间断过画画。他有高血压，到高原痛得不行还是坚持写生。我印象中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高原，他当时痛晕了，坐在路边气都喘不过来。我问“何老师，还画不画啊？”，他连连说“要画要画”。那天他还坚持画了两张。画画是何老师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这种绘画精神让我很感动，我也受到其影响，知道了何谓勤奋。

　　部队画家的重要职责就是反映部队生活，歌颂人民军队，您觉得要用艺术的形式来呈现英雄主义的主题是否有难度？

　　张：肯定难度很大。在一般人眼里都觉得军队创作室好耍，不用上班，不用军事训练，也没那么严格，但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压力很大的，尤其是要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部队画家。而部队画家就是要为部队服务，要画部队题材。我是从高原部队出来的，在那边成天就是劳动生产，所以我对直接的野战部队生活不是很熟悉，但我对红军题材很感兴趣，因为看了《红旗飘飘》等书，觉得这些军队先辈真是太伟大，太艰辛了，所以我连续画了好几张红军题材的作品。

　　您画过不少以“草原”为主题的作品，如《红军过草地》、《草地情》、《草地晚炊》、《草地阳光》、《草地牛仔》、《草原》等，似乎有一种很深的草原情结？

　　张：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多次去过草原，那里的大山大水太震憾太美了。虽然那里很艰苦，但去的次数多了，就有了感情，就很想在画面上把它表现出来。于是草原便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了我的笔下，再加上多次去感受它，多次的描绘它，越画就越熟悉，越画就越有情感。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您的创作重心转向了描写西部风情的风景画，这似乎是您创作生涯的一个艺术转折点，当时为什么不继续画部队题材的作品呢？

　　张：我在创作室第一阶段的创作就是画军事题材，第二阶段就是西藏组画。我画西藏的风景画是受到了艾轩的影响。艾轩的“西藏组画”画得非常好，不少画家都受此影响，我当然也不例外。可那几年画这种画的人太多了，而且有很多都是正规美院毕业的人，我自己感觉比不过他们，所以我就想躲开，因而画了几年以后我便没有画了。于是从1995年开始画风景画，一直到现在。

　　您觉得军旅画家与其他画家在创作军事题材的作品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我觉得我们部队画家的作品最大特点就是生活味，这是其他地方画家反映不出来的，缺点就是技术不过硬。其实我们部队有很多非常好的写实题材作品，很有味道的，思想、题材都很不错，但由于受到绘画技术的限制，自己的水平不够，没能更好的把那些东西表现出来，使得多数作品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记得我们成都的一个战士画了一个《理发》，画面上把理发的那种姿势表现得十分形象，后来在北京展览时，周总理看了这幅画时发出由衷的大笑，因为他是从红军走过来的，有这种体会。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内容很好，很贴近生活，但绘画技术不行。那时有很多美术界的权威专家，当时我崇拜的很多教授也都来参观了，有个教授就讲到“部队画家的这些想法、构思、作品，我们中央美院的哪个画得出来？”当然，这也许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意思就是说画家身处的环境不同，作品反映出的内容也就不同。因为院校的画家是从小读书出来的，他们主要是钻绘画技术，但是缺乏生活，而部队的则反之。所以部队没有产生很多到现在很有影响的作品。

　　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作品？

　　张：印象深刻的画是《红军过草地》这幅作品。创作这张作品是受到了丛书《红旗飘飘》的影响。这部丛书依靠昔日长征的亲历者们的点滴记忆重现了长征路上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在写回忆录的这些人中，就有我们军区的司令，他们是最后过草地的人，两三百米的距离走了近一天都还没走出去。去的时候七十余人，回来时只剩下十余人，其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红旗飘飘》里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红军长征的故事，所以我的草地情大都是描绘这段历史。《红军过草地》是我最满意的一张，因为其他的是画的过草地的大场面，而真正刻画人物情绪的就是这张。我自己认为，这张作品现在来看也还是看得过去的。

　　艺术创作这么多年，现在来看，您如何评价自己走过的这几十年的绘画历程？

　　张：对我来说，走过的这几十年尽管成绩平平，但是是我努力、奋斗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书读得不多，底子薄，也没有进过正规院校，所以从绘画水准来看非常一般。因为自己努力过，使了劲，所以我也不后悔这几十年的绘画之路，觉得没有白活。

　　　　　　　　　　　　　　《四川美术》　采访、整理：徐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