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父亲》这幅油画，问世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是真正称得上“沧海桑田”的30年。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有人告诉我，每次面对《父亲》都会被感动。《父亲》确实打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所以当时曾有评论说，这幅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感动了一个时代。

    常常会有人问我，《父亲》在那个年代横空出世，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作为一个伴随《父亲》走过了30年的创作者，我总是不知如何作答。这正像我的人生，此前曾经有过的那么多次的命运转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又或者是偶然之中有必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是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三年级的学生。响应“教学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我第一次离开山城重庆，前往革命老区大巴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我的任务是用手中的画笔表现贫下中农学大寨的精神。大巴山自此融入我的艺术和人生。附中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前往大巴山区的一所学校，当起了美术教员。我以一个热血青年的忠诚，艺术地品味着大巴山的农村生活，品味着农民们的渴望、无奈、坚韧和执著。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那一年我29岁。就在许多人欢欣鼓舞，磨拳擦掌复习迎考之时，我正忙着准备成家立业。但报名即将截止的当天下午，未婚妻给我打来了电话。教育世家的背景，让她在当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参加高考对我的将来有多么重要。

    放下电话，我心急火燎地沿周河爬了10多公里山路赶到县城，深夜时分敲开了老师宿舍的大门。就这样，我幸运地成了最后一名报考者，又从当年570多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幸运地进入了四川美术学院。

    对于那一年的所有幸运儿来说，大学生活绝对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离开了熟悉的大巴山，离开了熟悉的山区父老，那片坚硬的土地孕育的真诚的心灵，也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无拘无束地燃烧。1980年，我以超级写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父亲》，那时我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大二学生。这个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典型形象中，融入了我多年大巴山生活的体验和感情，它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轰动，评论界认为是当代美术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创作过程中，《父亲》三易其稿。第一稿是《守粪的农民》，第二稿是《生产队长》，第三稿是《我的父亲》。从有农民守粪情节的感触，到手持军用水壶的生产队长，再到以刻画领袖人物头像的尺寸来表现一个普通的、也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都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就是“成为一个专为农民作画的人道主义画家”，用自己的画笔，表达对中国农民的敬意。

    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上，油画《父亲》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其实，定稿《我的父亲》最后面世，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是圆珠笔的故事。作品进京参展前，当时的四川省美协领导对所有作品进行审查。看到《我的父亲》时，审查组的领导们整整沉默了半个钟头，他们确实被画面震撼了。但为了确保这幅作品能选送到北京，有人提出在头像左边耳朵上加圆珠笔，表明作品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有文化的农民。加上的竹杆圆珠笔成为后来对作品争论的焦点之一，但也正是这支圆珠笔，客观地记载了当时乍暖还寒的初春的艺术环境。二是作品名称的故事。《我的父亲》在人们的热议中被选送到北京参展，引发轰动，评委吴冠中先生说：“作品是一代父亲形象的概括，何必要限定为‘我的’呢，把‘我的’拿掉，就叫《父亲》。”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评委和我本人的认同。

    以作品《父亲》为代表的“伤痕美术”和同时期的反思作品，如今已经进入了中国当代的艺术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养育了那个时期的一代人。今天，大巴山仍然是我无法割舍的艺术之源，当我自己每次面对《父亲》时，也仍然能感受到一种燎人的灼痛。也许正如一位观众所言：“我在这幅大画面前久久徘徊，我身边的观众也黯然无语——看着父亲的苦难，看着艰辛的劳动在他脸上刻下的道道皱纹，看着他身上蒙的尘土和他那碗用来解渴的酥茶，谁还能说什么呢？他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祖国，她的历史、她的命运，以及我们——她的儿女们的内疚与责任。” （通讯员胡刚、记者 张国圣 整理）